1951年7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信的大意是，我手里藏了两件国宝，考虑到它们的价值以及科学贮存的需要，现将它们呈献，满足上海市筹谋博物馆的需要，以供人们观瞻及研究。
写信人就是潘达于，信中提到的两件国宝就是大盂鼎、大克鼎。大盂鼎、大克鼎都是康王时代的礼器，腹内铸铭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潘达于将这两件器物捐出显示了她无私的爱国主义精神，非常难能可贵，国家还专门给她颁发了一个奖状，并奖励潘达于 2000 万元（相当于币改后的 2000 元）。
当然，对于潘达于而言，献鼎只是一个开始。不久，她又在子女的支持下，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的古代字画，其中1956年献99件，1957年献150件，1959年献161件。数量之多，让人啧啧称赞。
国宝传家，一两件已足以荣耀家族，潘达于是谁，她的家藏为什么如此丰厚呢？
潘达于是苏州名门潘世恩、潘祖荫之后。潘世恩是乾隆朝的状元，在道光时期做了军机大臣，这是潘家发迹的开始。
潘世恩子嗣众多，其中孙子潘祖荫特别值得一说，而且和日后的潘家藏宝也有直接的关系。潘祖荫是咸丰朝的探花，他从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了工部尚书，官位也非常高。
事情就发生在潘祖荫大理寺少卿任上。当时，还是骆秉章幕僚的左宗棠被加四品卿衔，后又出佐湘幕，引起朝野关注，大家就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在这种背景下，左宗棠遭到弹劾，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构陷他。
左宗棠差点性命不保，幸亏得到潘祖荫等人的相助。此事之后，左宗棠为了报答潘祖荫，便将自己珍藏的大盂鼎赠给了潘祖荫。
潘祖荫是金石名家，对青铜器有着异乎寻常的喜爱。左宗棠甘于将大盂鼎相赠，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得到大盂鼎之后，潘祖荫又从山东柯氏手里购得西周大克鼎。有了两件大鼎的加持，潘祖荫一下子成为青铜器收藏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潘祖荫对此颇为自得，不无自豪地说“天下三宝得其二”。
除了大盂鼎、大盂鼎之外，潘祖荫还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字画，这些东西都收藏在潘祖荫在北京的府邸里。
潘祖荫在官场和收藏界颇有作为，但在子嗣上却伤透了脑筋。潘祖荫一直无后，便收继了弟弟潘祖年的两个儿子。不幸的是，两个儿子早夭。于是，潘祖荫、潘祖年又收继了“老三房”的后代潘承镜作为孙子养育。也很不幸，潘承镜过继给潘祖荫后也去世了，只留下了新婚仅三个月的妻子潘达于。
风水先生的说法是，潘家从墓中挖出来的东西太多，阴气过重，以致于把阳气给压住了，潘家是长宝不长人。以上是潘家的家族传承，我们再回到文物的话题上。
潘祖荫去世后，大批收藏文物在潘祖年的运作下，被安全押运回苏州，存放在潘家位于南石子街的旧宅中。这些文物数量之多，令人咋舌，仅青铜器就有满满的一大间屋子。
由于潘祖荫是名人，而且酷爱收藏，在圈内很有名气，他死后，潘家多宝的传闻也不胫而走。潘祖年死后，潘达于就担起了守护文物的重任。
当时，正值清末，社会动荡，活着尚且不易，守宝更是极为艰难的事，况且潘家多宝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很多人盯上了潘家的宝贝。
清末权臣端方就想以“借”为名，将潘家的两个大鼎据为己有。潘达于内心惶恐，得亏辛亥革命爆发，端方被新军所杀。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又过了些年，一位美国人出高价，外加一栋洋楼，想要换取盂、克二鼎，也被潘达于一口回绝。
1937年日军侵华时，苏州很快沦陷，形势越来越危急。潘达于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成堆的宝贝。于是，她和家人找来两个可靠的木匠，做成木箱，将全部珍玩藏入地下，举家迁往上海避乱。潘达于承诺，只要木匠保密，潘家可以供养他们一辈子。
日军到来后，在潘家挖地三尺，翻来翻去，愣是没有找到一众宝贝，尤其是那两个大鼎。
数年后，木箱腐烂，潘达于将宝贝从地下挖出，将其中的两个大鼎放在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作为伪装，就这样一直存放到捐献的那一天。
由于研究价值太高，大克鼎、大盂鼎被捐献后，便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59年，大盂鼎北上，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克鼎依旧珍藏于上海博物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珍藏着一个毛公鼎，人们将三个宝贝称为“海内三宝”。三者遥相呼应，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回溯往事，我们有幸观瞻两座大鼎，不能不感谢潘家的坚守，亦不能不潘达于的无私捐献。潘家藏宝守宝的故事正是一个时代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