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有不少的国人对明太祖朱元璋满怀膜拜之情，认为他不仅完成驱逐鞑虏、解民倒悬的伟业，而且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大力惩治贪官污吏，使得朝政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真不啻为黄金时代。然而，通过对真实历史进行仔细的研读，我们却惊异的发现，朱元璋统治的时代非但谈不上美好，甚至还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恶梦。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穿越到朱元璋时代做普通人，你将会过上怎样的生活？
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各种原因时，特意指出“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意思是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而他要充分吸取“前人”的教训，用严苛刚猛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治道，朱元璋将“官民过犯”典型案例辑录成帙，并仿周公《大诰》之制，先后刊布《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共计134条（统称《大诰》），用以诰戒臣民。
明太祖朱元璋画像
《大诰》明显反映了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思想，各条规定的惩罚措施过于严酷，老百姓哪怕有一丁点的错误都会遭殃。例如，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因此在《大诰》里明确规定“逸夫处死”。为了监督百姓的行踪，《大诰》里规定：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邻里之间要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长时间不回家，里甲邻居若不告发将一律充军。
除了严格限制民众的行动自由外，朱元璋还通过《大诰》蛮横地侵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例如：百姓如果违反官府制定的服式、发型，穿“半截靴”或剃“一搭头”的，要么处死要么阉割；百姓如果不遵守“乡饮酒礼”，酗酒或者不按礼法饮酒，将被杖责50棍或充军；百姓不得私改名姓，亦不得跟同姓结婚，否则处死；对于说谎者、通奸者、骗子或小偷，面临的处罚也都是死刑。
元末明初民众在看戏
戏曲在元朝臻于全盛，它不仅是民间生活中一种喜闻乐见的表演，而且是抨击朝廷暴虐、社会黑暗的“利刃”，为百姓提供了一条发泄心中愤懑的“通道”。然而，在朱元璋看来，戏曲属于“不良文化”，存在腐蚀民心、危及统治的危险。因此，《大诰》里规定民间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一类的戏曲，如果有人敢演其他种类的戏曲，甚或收藏、观看不在朝廷规定其列的戏本，将遭遇全家被砍头的厄运。
军人作为普通人中的特殊群体，似乎得到朱元璋更多的“关爱”，其所受管制、约束的种类更多，惩罚力度也更大。例如，朱元璋在《大诰》里规定，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如果他们学唱戏，将被割掉舌头；如果学下棋，将会被砍掉双手；如果学踢球，将被砍掉双脚；如果学做买卖，将被充军边塞苦寒之地；如果学吹箫、笛等乐器，则是“连上唇连鼻尖割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大诰》部分篇章
其实，百姓不仅在生活细节方面受到种种匪夷所思的限制，就连在如何种地等问题上也没有丝毫自由。例如，朱元璋号召天下广种桑、麻、棉花等作物，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并且有惩罚条款，如果“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又命令百姓多栽桑、枣，并规定把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
百姓不仅无法决定如何种地，而且还背负着极为沉重的税赋和名目繁多的劳役压力。仅以解运白粮为例，时人就说：“国初有囤户以征收，有运夫以转输，一乡之中遍役数十人，以为累也”（见《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如果有人想外出躲避徭役，那面临的惩罚就是杖责一百，然后遣送回原籍继续服役。可见，朱元璋虽然是农民出身，但在苛剥虐待百姓方面真可谓“行家里手”。
明代平民服饰
当然，朱元璋对民众的残忍绝非仅体现在《大诰》的各项严酷规定、各种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劳役中，大搞文字狱、制造极端恐怖气氛，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众所周知，朱元璋出身贫农家庭，年轻时没读过书，即使在起事后加以恶补，最终也不过是文化不多不少、半通不通的状态，恰为为恶之助。有明一朝，文字狱发生的次数并不多，并且绝大多数出现在朱元璋统治时代。
例如，朱元璋少时曾做过和尚，但在称帝后却很忌讳这段过往，但凡有人写文章时用到“光”、“秃”、“僧”等字眼时，必定会勃然大怒，因此而丧命者亦不在少数。仅举一例：某塾师教人写字，习字帖用了篇杜甫的诗，头一句是：“舍下笋穿壁”。朱元璋知道后，认为“笋”便是竹，而“竹”与“朱”同音，“穿壁”云云，似在讽刺他为穿窬之盗，因此找了个借口便将他杀死。
活在朱元璋时代，简直生不如死
其实，除了普通人外，即使身为官僚阶层乃至王公贵族、开国元勋等特权阶层，同样都生活在极端恐惧当中，哪怕犯下多么微不足道的过错，都可能掉脑袋。总之，朱元璋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让臣民惧怕、敬畏皇帝，进而产生自愿接受老朱家永久统治的意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朱元璋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中国社会在明朝初年却也陷入极度黑暗、恐怖当中，那真是一个令所有人都生不如死的坏时代。
参考书目
1.顾炎武（明/清）：《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
2.张廷玉（清）：《明史》， 中华书局1974年版。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杨一凡：《明〈大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