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玛格丽特·扎瓦茨卡娅，译/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 夏青】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数十万俄罗斯公民离开了俄罗斯。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最大的移民潮，其中许多移民都是IT界的代表。这种高技能劳动力的外流将不可避免地使俄罗斯失去大量人才和专家。
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爆发后，数十万俄罗斯公民离开俄罗斯，最终在土耳其、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一些免签国家定居。由于直达欧盟国家的航班比较短缺，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成为俄罗斯移民最受欢迎的过境国。如此规模的移民潮对俄罗斯和收容国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与以往的移民潮不同的是，本次移民潮是高度政治化的，移民有潜在能力自发组织和建立一些在目前俄罗斯无法存活下来的新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
俄罗斯的新移民潮，原文截图来自俄罗斯政论网站Riddle
新移民是否会在收容国形成新的俄罗斯公民协会？还是更倾向于切断与祖国的联系，从头开始生活？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最重要的，但历史表明，政治移民和离散族群在巩固国家民主政治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些回到祖国的移民甚至会领导或加入新的民主政府。例如，立陶宛前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和爱沙尼亚第一任总统伦纳特·梅里曾长期在国外生活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移民潮中的很大一部分移民是活跃在公共领域的人，他们能够与那些留在俄罗斯但没有能力声明自己立场的人保持联系。
俄罗斯的社会学家团队OK Russians对俄罗斯移民进行多次研究，发现大多数俄罗斯移民在土耳其（24.9%）、格鲁吉亚（23.4%）和亚美尼亚（15.1%）定居。2022年3月，以色列大大简化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犹太人的回国手续，约有2.8%的受访者移民回到以色列。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移民人数略少——各占2%左右。最受欢迎的欧洲国家是塞尔维亚（1.9%）、黑山（1.7%）、爱沙尼亚（1.6%）、德国（1.6%）和西班牙（1.5%）。
58%的受访移民表示，对移民国家的选择基本上是随机的，取决于机票供应情况以及收容国的入境和停留规则；不到一半的受访移民计划留在这些国家（43%），而18%的人打算继续前往其他国家定居。调查期间，35%的受访者对定居国的选择仍然感到迷茫，只有3%的人计划之后会重返俄罗斯。许多移民发现自己所在的国家仍然不够“民主”，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似乎都要比俄罗斯安全。
普京总统早在3月就给那些离开国家的人贴上了“民族叛徒”的标签，并宣称俄罗斯人民“永远都会把真正的爱国者与卑鄙小人和叛徒区分开”，而后者只是“像不小心飞进嘴里的苍蝇，把它们吐出来罢了”。
普京认为，移民是“社会的一种自然和必要的自我净化”。不仅是那些支持政府政策的人，还有一些留在俄罗斯、但持有反对派思想的公民也这样认为。在俄语社交网络中，不时会爆发出关于“谁是真正的爱国者”或“真正的反对派”的争吵，关于谁的选择是站在更高的道德点的争议，成为留在俄罗斯的人和离开俄罗斯的人之间沟通和协作的障碍。
那些在境外的俄罗斯人能够在境外公开传播信息，组建境外俄罗斯公民协会，并与收容国领导人建立工作关系；而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人也没有与国内现实情况脱节，继续抵制一些政府政策。留在俄罗斯的人和离开的人之间维持的联系，是为俄罗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议程的重要前提。
在很多国家都生活着大量俄罗斯移民，他们的政治观点可能与刚迁移过来的俄罗斯人有很大不同。与媒体宣传、机器人、网络巨魔、黑客攻击等网络工具一样，俄罗斯当局经常利用境外讲俄语的离散族群作为“软实力影响”的工具。国家对海外同胞的政策、“俄罗斯世界”基金会、俄罗斯侨民与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事务署Rossotrudnichestvo和俄罗斯同胞世界协调委员会，都在试图建立一些渠道，以提高国家对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俄语人口的影响。然而，对俄罗斯各种组织机构的国际制裁与抵制，将削弱俄罗斯的海外影响力。
先前移民到国外的俄罗斯人往往都是支持更保守的政党，他们会定期公开表达对俄罗斯领导人的支持。例如，今年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引发了许多问题：一些人举行了爱国主义汽车集会，而另一些移民则参加了支持乌克兰的集会或组织哀悼日，集会的组织者们担心可能会发生冲突和挑衅行为。
新移民潮与以往的俄罗斯移民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分歧：前者具有政治化特点，他们相互团结，与留在俄罗斯的人保持联系，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特征。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全国大约有50%的支持者），而86.4%的人遵循了“智能投票”的建议（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数据，全国平均有8%的人赞成该倡议）。
本次移民潮的移民更加年轻化，平均经济状况也好得多。近半数移民与IT行业有关，绝大多数人都会讲英语。有职业的受访者中，45%从事IT行业，16%在艺术和文化部门工作，16%是管理人员，14%是科学家和教师，8%是新闻工作者。受访者离职的主要原因有：卢布贬值、国内经济效率低下、不愿意在俄罗斯交税来赞助战争，以及本来就有计划换工作。鉴于本次移民潮具有极端的政治化特点，不能排除收容国的俄语人口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变得紧张。同时，新潮移民之间的互相信任度极高，他们更有能力组建互助团体。
重要的是要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优秀的俄罗斯人”都离开了。最先离开的是那些有经济能力和职业能力的人。根据各种不同的估算，留在国内的反战俄罗斯人的比例占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离开的主要是IT从业者和私营企业家。在这一群体中，活动家、记者和非营利性组织的工作人员相对要少得多。这些行业的许多代表仍然留在国内，继续他们的反战活动，而那些已经离开的人都是最有特权的人。还有一些是在俄罗斯受到刑事起诉的人（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因此，国内外都有反战的俄罗斯人，在当前局势之下，他们面临的最关键挑战就是保持相互间的团结和联系。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离开的人群中大部分是经济移民，与政治观点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数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绝大多数受访者对政治感兴趣，并有积极参政的经历。超过70%的人在社交网络上很活跃，并签署了反战请愿书，大约一半（48.9%）的人在战前参加了未经授权的行动，26%的人甚至在2月24日之后还出来抗议。29.2%的人积极支持乌克兰难民，31.8%的人支持同胞。战前，62%的受访者支持各种非营利性组织（战后为40%）。
许多移民表示，他们在离开俄罗斯前面临着政治压力：工作中的压力是预防性谈话和警告，较少的是来自亲政府活动家的威胁、拘留和搜查。半数受访者担心在社交网络上发布和传播有关乌克兰战争的信息而受到迫害。20%的人害怕军事动员，9%的人害怕刑事起诉。19%的人害怕在国内失去购买必需药品的机会。
大多数新移民对自己未来的处境表示担忧：72%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会有明显的恶化；70%的人不相信政治局势会有所改善；72%的人担心俄罗斯公民会受到歧视（但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在现实中遇到过歧视），许多移民感到失落和沮丧。与来自乌克兰的难民相比，他们不觉得在道义上有资格要求任何权利（更多指的是特权）。因此，他们大多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在抵达新国家后立即形成的关系网生活。
IT公司员工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俄罗斯，住在从伊斯坦布尔的朋友那里租来的公寓里。图自纽约时报，SERGEY PONOMAREV/供图
国际制裁显然也影响了那些在战争爆发后立即离开俄罗斯的人。移民们无法获得他们的储蓄，而且汇款也有限制。他们的经济预期也相当悲观：30%的人在未来几个月将无法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家庭，大约一半的人预期他们的工作条件会变得更糟糕。程序员对未来有更大的信心，而医疗工作者则最没有信心。
尽管新移民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他们拥有一些重要的资源，在反战和民主运动中发挥潜在的作用。一些组织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倡议以帮助反战的俄罗斯移民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俄罗斯好人”护照的建议，这将使生活在国外且不支持战争的俄罗斯人能够避免受到制裁。虽然该倡议的发起非常不顺利，但它本来是可以取得一些成效的，如果倡议发起人没有犯一个重要的错误，即公开谴责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人，并指责他们与当局政权合作。因为这是在分裂、而不是在帮助他们在这个历史性的重要时刻团结起来，这样的言论加大了集体行动的困难。
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运动之一是具有分支和灵活结构的女权主义反战运动。然而，许多人仍然不承认它是反对派运动的正式参与者。
俄罗斯国内外“新”“老”反对派之间的代际分歧是建立并联式民主组织的另一个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白新移民比“老”反对派移民更年轻，后者早在2010年代初就已经移民到国外了。目前，“老”反对派移民与新潮移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维尔纽斯论坛的参与者似乎还不能完全代表新一代的反对派、政治移民和活动家。
总之，反战移民潮已经促使了“后苏联空间”国家和一些欧盟国家中新的基层组织的成立。由于代际和价值观的差异，新移民不太可能成为前几波移民中俄语人口社区的一部分。同时，他们可能对老一代流亡政治家的想法保持警觉。尽管反战新移民面临着种种困难，但他们具有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与合作能力，且普遍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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