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作为我国著名的石窟和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处于甘肃敦煌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之中。6.5公里长的鸣沙山岩壁上密密麻麻地镶嵌着492个洞窟，里边布满了2000多座彩塑佛像和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壁画。被唐朝人赞誉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飞天”图案，就是敦煌壁画的标志性象征。
公元366年，僧人乐僔行至敦煌，见鸣沙山上金光万道，状似千佛，于是萌发开窟之心。此后历代修建不止，遂成佛教圣地，号为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时光飞逝，敦煌莫高窟宛如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敦煌莫高窟第98窟回鹘天公主像中
外文化汇聚的炫美舞台
中外文化汇聚的炫美舞台
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作为多种文明长期交流交融的结晶，1000多年来，敦煌莫高窟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吸纳来自古印度、波斯、希腊和中亚等的文明成果，最终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被视为我国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地带，既是古代沟通东西方的国际贸易重地，也是南北往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享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美称。在敦煌石窟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体现多元文化交融内容的珍贵资料。比如敦煌艺术的典型代表“飞天”，即起源于印度教吠陀诸神中的天女。佛教造像产生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飞天”经由南亚、中亚从新疆地区传入敦煌，并不断与本土文化艺术相融合，形成别具特色的“飞天”。敦煌“飞天”既不同于印度“飞天”靠双脚行走，也不同于阿富汗巴米扬“飞天”靠两肩的翅膀飞行，而是借由飘带在空中自由驰骋。而这一形象的诞生与敦煌本地深厚的汉晋文化传统息息相关：道教的飞仙、羽人形体上表现较为婉约，虽为人形，但主要通过宽长的羽衣和飘带的动态来表现飞翔。古人将这一手法与飞仙形象结合，用于描绘佛教的“飞天”，进而完成了印度“飞天”艺术的中国化。
敦煌文化的主流为中原文化，但敦煌文献中也保留了大量各种文化类型的元素。除印度佛教及其艺术的影响外，具有波斯艺术典型特色的连珠纹、对鸟对兽纹在敦煌壁画中也非常流行，在隋代洞窟中更是随处可见；壁画人物头饰“三面宝冠”上装饰的月形、日月形饰物题材，来源于萨珊波斯；莫高窟砖雕上的莲花纹莲心的外围所饰连珠纹亦复如是。连珠纹、对鸟对兽纹作为波斯艺术风格之典型代表，后来东传中亚为粟特人所接受，渐次成为粟特艺术常见的表现形式。随着粟特人大量入华，又将这种风格携至中原地区，直到9至10世纪仍在流行。
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遗存，启迪着我们去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相当长时期内，佛教在古代敦煌宗教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佛教文化的昌盛，不仅体现为中国大乘佛教各个主要宗派的相互促进、发展，传译和抄写佛经、开窟造像和举行法会等的频繁及规模的宏大，也表现在古代敦煌人的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同时，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以其特有的多神崇拜的信仰方式根植于古代敦煌。其他外来宗教诸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先后在敦煌文化圈内传播。这表明，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在敦煌普遍而寻常。
敦煌石窟几乎窟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图像与文献互为印证，为世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流变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出从早期对印度及西域音乐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原音乐风格逐步形成的历程。舞蹈也经历了类似过程。早期中原舞蹈包含较多印度以及西域、北方游牧民族的元素，随后在融合基础上其题材、类型不断丰富，形成气势如虹的舞蹈新风尚，进而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
敦煌壁画艺术尽显兼容并包、自信创新的恢弘气度。除了丰富的题材，还在绘制上积极汲取当时最先进的技法和理念，于线条、色彩的腾转挪移中紧扣时代脉搏，深涵经义意蕴，这都令敦煌画作美不胜收。中国传统神话画、佛像画、佛经故事画、佛教史迹故事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一幅幅都在生动演绎着敦煌的前世今生。在魏晋隋唐时期中原画家作品大都失传的当今，敦煌壁画成为我们认识中古时代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南北朝时期，传自西域的画法逐渐被中原画家吸收。如北齐画家曹仲达画人物衣纹“稠叠如出水之状”，被称为“曹衣出水”；南朝张僧繇曾采用“凹凸法”在南京一乘寺绘制壁画。而曹、张的画法正是传自印度和西域。这些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十分流行，如北凉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画中，描绘人物通常沿人体轮廓线用重色晕染，中央部位较淡，体现出立体感。该技法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画人物完全一致，表明其源自印度画法。在新疆克孜尔石窟中同样采用了此技法，又称“西域式晕染法”。
敦煌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范围，在文明交流中形成、在思想交汇中升华、在智慧交融中创新而来，有着完整生命、独立价值、主体性存在的文化类型和文明样式。敦煌文化所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一件件具体的文献和文物，而是一种由历史凝结成的生存方式。它内在于历史上敦煌各族民众的心灵深处，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基本生存模式。敦煌文化也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文化存在，更是一种思想实践，是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培育和塑造出的精神。她不仅在当时影响广泛、意义重大，在当代亦弥足珍贵、光芒四射。
▲敦煌莫高窟第148窟卧佛 中新社 孙自法/摄
民族交融的华彩乐章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敦煌无疑是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
早在西汉于河西“列四郡，据两关”时，出敦煌往西域就有南北二道。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敦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成为中原与西域以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至隋唐盛世，丝路交流更加通畅。东西方文明的荟萃和滋养，使敦煌的经济文化空前繁盛。卷帙浩繁的敦煌遗书和异彩纷呈的敦煌壁画，就是对此最生动的反映。
敦煌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导，又融入了来自中亚、西亚各国以及西域、青藏、蒙古等地区的民族文化成分，呈现出博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粟特文化即对古代敦煌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刻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习俗、服饰、饮食、乐舞、婚丧等和画塑艺术中。早在先秦至秦汉时期，敦煌及其周边区域就居住过多种民族，主要有羌、塞种、允戎、月氏、乌孙和匈奴等。汉代以后，敦煌成为历朝经营西域的大本营，又有鲜卑、吐谷浑、吐蕃、粟特等繁衍生息于此。
敦煌文献中有大量非汉文文献，许多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它们与汉文文献的存在以及多种宗教的共生共荣，充分展示了敦煌文化的自信、开放和包容并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代以来在莫高窟藏经洞、北区石窟、土地庙等处发现了大量写本与刻本，计有6万余件，现分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以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各国的收藏和研究机构中。这些文献以汉文为主，也有吐蕃文（古藏文）写卷万余件，另有突厥文、龟兹文、焉耆文、回鹘文、于阗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粟特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摩尼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外来文字书写的文献。
祆教在敦煌的传播及其与敦煌本土文化的合流，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赛祆，即魏晋时期从萨珊波斯传入中国的祈赛祆神民俗。由敦煌遗书可知，唐代敦煌城东专门建有安置粟特人的聚落——安城及从化乡，其中大部分居民来自中亚昭武九姓王国。安城中建有祆庙，规模颇大，专门供奉祆神，并且祆祠赛神还被纳入到了敦煌当地的传统祭祀习俗之中。
在莫高窟壁画和彩塑中，还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古代东西方服饰史料。除传统的中原汉服外，还有西北地区各民族以及来自中亚、西亚、印度等的衣装。这些服饰因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而各具特色，真实地展现了千百年间各阶层的僧俗人众在敦煌的身影。
作为国际性都市，敦煌饮食具有浓郁的汉食胡风特色，来自西域以及中亚、西亚等地的食物大量融入当地饮食风俗。仅敦煌遗书中出现的食物品种名称就达60多种，其中源于“胡食”的有很多，如胡饼、炉饼、饸饼、胡桃、胡枣、安石榴、大食瓜、诃梨勒、胡酒等，不一而足。至于炊具、餐具，也有不少是从“胡地”传入的，如金叵罗、注瓶、垒子、犀角杯、珊瑚勺等。饮食礼仪中的胡跪、垂腿坐、列坐而食等，亦是深受胡风影响的体现。
来自西域及中亚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在唐代敦煌等地风靡一时。这种矫健、明快、活泼、飞旋的舞姿，与当时开放、向上的时代精神非常吻合。乐舞表演离不开乐器伴奏，敦煌壁画中常见的乐器琵琶、五弦、胡琴、阮、腰鼓、羯鼓、笙、竽、筝、角、箜篌、方响、排箫、拍板、钹、铙等，也多源于西域及中亚。
敦煌文化的多元性，既包含不同民族（如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回鹘、突厥、蒙古等）的元素，又包含外来文化的元素（如印度、波斯、粟特、希腊、中亚、日本、高丽诸国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这既是敦煌文化独具特色的个性所在，也真正体现出了敦煌文化的特质。来自中原的文化与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各种文化，在敦煌和谐相处、水乳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最终融合成为堪称中华文化经典的敦煌文化。这是长期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同时又与各种外来文化互相融合而逐步生成的，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壮大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生动例证。
讲好敦煌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2019年8月，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敦煌莫高窟，了解莫高窟保护和研究情况，走进洞窟实地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总书记强调，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我们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深入研究好敦煌、讲好敦煌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供了根本遵循。
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无垠的戈壁大漠与星星点点的绿洲交相辉映，连接起东西交往的要道，敦煌就居于其中心点。丝绸之路沿线的大量遗址、遗迹是曾经辉煌灿烂的印迹，更是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见证。
中古时代，敦煌名人辈出。这些扎根西陲的人们，逐渐形成世家大族。敦煌大族虽多以军功起家，但都是注重儒学修习、经学传家的真正的儒家世族。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的缘故，在多元文化环境的影响下，敦煌完美地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升华。
敦煌是幸运的。1000多年来，敦煌文化从未间断。将这千年时光连接起来的，是中华文明繁盛的汉、唐时代。汉唐文明的精华汇聚于此，其根脉亦深深地扎入敦煌大地。这既有佛教艺术巧夺天工等外在表征，也有藏经洞的神奇深厚等。文化的繁荣使得敦煌有了底蕴、有了自信、有了希望，如果没有千年的历史传承，敦煌的辉煌灿烂如何创造？没有文化自信的时代，不可能造就出如此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文明。
敦煌并非丝绸之路唯一的明珠，丝绸之路是一串明珠的组合，如武威、张掖、酒泉、瓜州、天水、庆阳、平凉等，皆为明珠。石窟亦是如此，中国不只有一个莫高窟，还有榆林窟、西千佛洞、马蹄寺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克孜尔石窟等。也曾有诸多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在历史长河中湮灭，而敦煌由于机缘巧合，为中国乃至全人类保存下如此精美绝伦的瑰宝，使之成为丝绸之路最璀璨的明珠。
敦煌石窟艺术最初的风格源自印度、贵霜、希腊。随着佛教的东传，石窟艺术渐渐有了西域风格、凉州模式。北魏将大批北凉僧人、工匠迁徙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造就了云冈石窟。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及后来隋唐王朝定都长安，进入中原的佛教艺术慢慢被中华文化、中原风格所浸染和改造，洛阳和长安也由此成为集大成者。与佛教艺术风格东渐形成对比的，就是中原风格的西向回传，而诸种风格汇聚的地方便在敦煌。
作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交叉学科，敦煌学具有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等性质。西方诸国的汉学家，无论从事语言文献研究还是从事艺术研究，多与敦煌学交叉，敦煌学对他们认知东方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全世界，并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中的“显学”“绝学”。
诚然，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突出的，敦煌的标本意义是鲜明的。讲好敦煌故事，通过敦煌文化、敦煌艺术、敦煌精神去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进而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当今意义尤其重大。
敦煌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家园，各民族在此长期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彩、绚烂多姿的文化。这也正是如今以敦煌为代表的丝绸之路沿线广泛分布各民族历史文化遗存的原因。莫高窟给我们留下了图像和物象证据，既是多民族大家庭的“全家福”，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合影：汉人、吐蕃人、于阗人、回鹘人、西夏人以及西亚人、中亚人、波斯人……各种各样人物的形象，至今仍和谐安静地伫立于壁画塑像之中。岁月变迁，时光流转，虔诚的吐蕃王子、忙碌的粟特商人、美艳的回鹘公主乃至卑微的侍女、耕作的农夫、嬉闹的儿童，转瞬千年，风采依旧。
千百年来，敦煌以及丝绸之路上演着一幕幕大戏。当今的交通条件，可以让我们日行千里万里。而我们的那些先民们，却没有这般快捷，只能用脚步丈量大地。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的脚步。凭借着汗水与智慧，奔波于漫漫丝绸之路，穿梭于大城小邑乡村集市，他们的迁徙、流动带来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更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直至当今，这场大戏还在有声有色、浓墨重彩地上演。
读懂敦煌，读懂丝绸之路，就能懂得在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伟大祖国的土地上，各民族先民于漫长岁月中如何共同构建文化灿烂、凝聚力强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文明诞生伊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丝绸之路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各种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这种交往交流交融，对于塑造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敦煌文化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又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多元融合的东方典范。传承和弘扬敦煌文化的精神传统，不仅要研究历史问题，更要面对现实需求，让敦煌文化的精神传统融入现实世界。敦煌文化崇德唯美、包容开放、向善守正、通而不统、和谐共生的特质，以及坚守、奉献、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坚实支撑。佛教、道教及外来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在敦煌和谐共存，其所体现的包容性、开放性为当代东西方不同文明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历史借鉴。敦煌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辉煌的过去，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我们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和强大的精神支撑。如今，敦煌文化已逐渐成为推进民心相通、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其所蕴含的交流、理解、合作、包容、共赢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必需的文化共识，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回应。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断吸纳优秀文明成果，不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是敦煌文化精神的价值所在。我们不仅要把敦煌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研究好、阐释好，更要从历史走向现实，立足时代需求，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对绵延千年的敦煌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其焕发恒久魅力，充分发挥时代价值，不断增强生命力和影响力。
黄沙漫漫，亘古荒漠。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古丝绸之路的驼铃声悄然湮没于历史尘埃中，但仍有人在勇毅坚守，与时间抗争，只为留存敦煌最美的容颜。鸣沙山上一尊尊庄严的塑像、一座座精美的洞窟、一铺铺生动的壁画，无不展现着先民殷殷的虔诚之心。初心给了我们成长的内在力量，就如同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老一辈敦煌人所秉持的热爱之心、坚持之心、奉献之心。正是这份使命，积淀成了弥足珍贵的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成为七十载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莫高精神”，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挚爱与信仰。敦煌研究院老一辈奋斗者肩负着从人文层面坚守文化传承及文物保护的重任，“数字丝路”则通过科技赋能文化，让传统文化以更鲜活的姿态融入当下生活，让这种美能够跨越无数代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不朽瑰宝。
如今，我们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就要充分理解敦煌文化的生命体验、表现手法及其与各种文明的碰撞与交融，更加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来源： 《中国民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