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都曾见到过这样的场景：每当遇见泰王出行时当地人要朝着泰王行跪拜大礼。其实泰国人不只是见到国王需要行跪拜大礼，见到王后、王子、公主等王室成员同样要行跪拜礼。泰国人在面见王室成员时不仅要行跪拜礼，而且他们跪的方式是整个身体直接匍匐着趴在地上。这种泰国所独有的跪礼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双腿下跪和欧洲古代的单膝下跪。
早已废除了跪拜礼的中国人看到泰国人向王室行跪拜礼时总会觉得忍俊不禁。泰国人觐见王室成员的礼节为何在全球范围内都如此格外庄重严苛呢？其实泰国在如今全球所有君主国中是君主权力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泰国的历史远没我国那么悠久：直到公元1238年泰人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泰国历史上先后经历过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四个统一王朝。
如今统治泰国的曼谷王朝诞生于公元1782年。这时西方列强正在向东南亚渗透扩张。泰国是近代西方殖民者瓜分东南亚的过程中唯一得以保持独立地位的国家，然而泰国仍不可避免受到了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冲击。1893年法国寻找借口挑起双方纷争，然后将炮舰开进曼谷河段，强迫泰方签订《曼谷条约》：将附属于暹罗（泰国的旧称）的老挝割让给法国属下的印度支那并赔款300万金法郎。
尽管泰国最终得以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列强殖民的独立国家，但泰国的独立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而实现的。当时的泰国国王朱拉隆功为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而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废除奴隶制、建立预算制度、实行土改并仿照西方模式建立近代化的金融制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1909年当时暹罗的人均GDP已达到清朝的17.3倍，还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军。
朱拉隆功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增强泰国的国力、缓解民族危机。朱拉隆功从未试图解放民众的思想，然而泰国在引入西方制度的同时仍不可避免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多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人开始反思泰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上世纪30年代发源于美国纽约华尔街的经济大萧条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朱拉隆功改革后泰国已开始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场世界性经济萧条的波及。
当时的泰国国王拉玛七世为缓解财政压力就削减了军队的薪俸。这自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尤其是已接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军更是趁机打出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1932年6月24日凌晨泰国军队在人民党领导下占领了王宫，逮捕了在首都的各部大臣、陆海空三军和警察要员，解除了御林军的武装，控制了曼谷铁路局、中央车站、电台和电话电报局等重要据点，接管了兵工厂，随即宣布成立军政府。
军政府鉴于泰国民众并不支持军人干政的情况选择还政于民选的文官政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军方完全将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事实上迄今为止军方仍是左右泰国政局的关键性力量，一旦民选的政府总理触动到军方的利益就可能招来政变。泰国军方为使自己这种名义上还政于民选政府而实际上仍得以操纵大权的局面固定化常态化就推出国王作为效忠对象。
这一时期的泰王就类似于日本幕府时代的天皇。尽管军方在名义上声称效忠于国王，可实际上军方是以尊王的名义把握实权。1946年阿南塔·玛希敦国王被暗杀后由他的弟弟普密蓬继承了王位。普密蓬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小时候常年居住在国外。直到1935年1945年普密蓬才回到泰国帮助兄长稳定政权，然而仅仅一年后兄长阿南塔·玛希敦遇刺使19岁的普密蓬成为了新国王。
当时的军方领导人以为这个小毛孩不过是可以随意操控的傀儡而已。普密蓬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想法又跑国外继续留学深造去了。1951年普密蓬从洛桑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到泰国。回国后的普密蓬不得不与以銮披汶·颂堪为首的军人团体合作，不过这时的普密蓬也在密切注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泰国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要求组建民选政府以取代军政府的声音。
一时间泰国军政府被民众的各种示威游行抗议活动搞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民众的抗议活动也激化了军政府内部不同派系势力之间的斗争。普密蓬巧妙利用军方将领之间的矛盾不断在军队里安插效忠于自己的年轻军官。通过提拔这些缺乏资历背景的年轻军官从而对桀骜不驯的军方元老们进行制衡。1956年普密蓬在公开演讲中指出军队不应该干预政治。普密蓬的演讲随即在泰国民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在这种背景下陆军总司令沙立发动政变接管了政权。沙立是君主制的坚实拥护者，所以在他的拥护下普密蓬的皇权和地位得到了稳步的提升。长袖善舞的普密蓬利用军方将领之间的矛盾边拉拢边打压，最终得以成功控制了在一战之后就逐渐独揽大权的泰国军方。1977年和1978年颁布的两部宪法再次提升了国王的权力：国王拥有直接任命总理、枢密院成员以及议会成员的权力。
事实上1932年之后的泰国就已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然而实权却一直掌握在军方和国王手中。普密蓬国王上台之前在由军方与国王组成的政治联盟中军方居于主导支配地位，而国王只是军方推出来号召人心的一面旗帜；普密蓬国王一番政治运作之后国王仍必须通过与军方的合作掌握政权，然而这时军方出身的政府领导人实际上已在悄然间成为了普密蓬的“提线木偶”。
在泰国包括军方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同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双方都各自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之争基本上就是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两大派系之争。普密蓬巧妙利用两派纷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政府人选：如果在任的政府不被老百姓喜欢，那么国王只需要换一个军方代表人物就行了。泰国政府就此成为王室意志的执行者：表面上是政府在运作，实则是国王在指挥。
普密蓬堪称是政界的“端水大师”——他在政权、军权和民意之间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取舍。在王权面前军队、政府只是普密蓬讨好民意、稳定王室的棋子。普密蓬只要发觉军队、政府稍有对立之意便会弃车保帅抛出其一以稳定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的地位。在1973年泰国爆发的大规模游行中25万群众走上街头与军队发生冲突。事后有75名学生丧生于军队的镇压之下。
民意沸腾之际普密蓬把一直忠于自己的总理他侬推出来当“替死鬼”：普密蓬罢免了他侬，又任命了新的总理。1992年泰国又爆发了一场大游行。这次政府在国王的授意下进行镇压造成大批学生伤亡。尽管这回镇压游行是在国王的授意下进行的，但普密蓬国王为稳定大局再次弃车保帅：普密蓬摆出一幅调停者的姿态命令当时的政府总理和军队最高掌权人跪在自己面前向全国人民认错。
在这几次政权更迭中普密蓬始终在政府、军队、民众三者之间保持一种超脱的地位。普密蓬通过巧妙的政治运作协调着三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奠定了自己在泰国人民心中的“救世主”的形象。从那时起国王就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天神、泰国的定海神针。学生们上课前要起立感谢泰王赐予的书籍；人们看电影前要站起来向泰王的图片默声致敬；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泰王的照片。
泰国的孩子们在这样一种从小就见到周围人对国王顶礼膜拜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所以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自然就会发自内心把国王奉为神明。制定了宪法的泰国尽管并不是像沙特一样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然而正是上面提到的特殊背景使其与其他君主立宪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泰国军方与国王形成了一种政治同盟。掌握着军权的国王就得以对国家行政进行间接影响。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普密蓬国王就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用经济作物去替代罂粟种植，开始打造农业机械化，研制了抽水机、中耕机、插秧机......之后普密蓬又在泰国大力发展畜牧业，从而解决了泰国奶类的日常消耗并增加了收入。到了1969年深知泰国农村落后情况的普密蓬成立了扶助山民的国王计划：让山民们种植起了油茶、夏威夷坚果、茶叶和咖啡等三百多种经济作物，从而极大提高了泰国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些因为国王的政策直接受益的泰国农民自然成为了君主制的坚定拥护者。普密蓬在位时期还积极开放泰国市场主动吸引来自海外的投资。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泰国一度被视为一只脚已迈入了发达国家门槛。当时的泰国是东南亚的汽车制造中心和东盟最大的汽车市场。这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更解决了泰国人就业的难题。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使泰国人的生活是一天一个样。泰国因此开始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
泰国民众自然对这样能不断提升大家生活品质的国王爱戴有加。泰国人对王室的爱戴之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这样几十年下来之后国王的威信也就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王室的财富也越来越多。纵观泰国王室自普密蓬时代以来几十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一种规律：随着王室权力的提升也使得王室财富日益膨胀，而王室财富的增长又反过来巩固了王室的权力。
普密蓬上台之初只是军方随意操弄的一个吉祥物。那时泰国的王室在世界各国王室中也并不以富有闻名。随着普密蓬把国家实权收回到自己手中以后泰国王室的财富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嗖嗖往上涨。普密蓬国王在位时期王室就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始深度介入国内经济体系。如今泰国王室拥有全国最多的土地，同时泰国数得上名号的企业几乎都有王室在里面参股。
在福布斯排出的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大王室中各自的资产情况如下：迪拜王室40亿美元、阿布扎比王室150亿美元、沙特王室180亿美元、文莱王室200亿美元、泰国王室约300-400亿美元。泰国王室的收入约占泰国GDP总量的1/10。因此有人说王室其实就是泰国最大的财阀。在美、日、韩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能见到财团通过提供竞选资金间接干预政治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泰国其实同样是客观存在的。泰国的红、黄两大阵营之争由来已久。两派都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参与竞选，而参与竞选是需要资金的。在泰国最大的财阀就是王室，那么谁最有能力干预国家政治呢？泰国王室还凭借雄厚的财力从事慈善事业，从而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普密蓬国王在位时期常去泰国各地“送温暖”：通过对底层民众的走访和布施塑造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
在泰国动荡不定的政局之中普密蓬国王屡屡充当化解危机的仲裁者。同时王室也热心于各种宗教祭祀活动。王室礼仪同佛教仪式高度结合，从而在这个几乎全民信佛的国家内将自己塑造成为半人半神的存在。同时泰国国王的权威性也得到泰国宪法的保护。任何攻击王室的言论在泰国都属于犯罪行为。2017年6月泰国清迈一个名叫泰翁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在脸书上批评王室被判入狱35年。
事实上2014年以来因为这个罪名入狱的多达70人以上。时至今日在泰国人们面见王室成员仍需行跪拜礼以示尊敬。需要指出的是泰国国王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国家制度层面。泰国并不是一个像沙特那样的绝对君主制国家。事实上泰国从1932年以后就已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像英国、日本这些君主立宪国的君主通常都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更多是作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而不能实际干预国家政治。
一位英国宪法权威人士曾说过：“上下两院如果作出决定把女王本人的死刑判决书送到她面前，那么女王除了签字以外也做不了其它任何事”。泰国宪法也规定由民选政府享有国家的治理权。泰国在平时也确实是由民选政府负责国家政治治理。如今泰国国王通常并不会干预国家日常行政事务。然而泰国宪法比起其他君主立宪国的宪法赋予了国王相对更多的权力。
泰国宪法明文规定国王享有重要的人事任免权。每届国会上议院中都有相当一部分议员是由国王挑选和任命的；国王有权根据国会上下议院的推荐任命两院议长和副议长；国王有权任命内阁总理和内阁部长；国王有权在执政党成员中任命执政党领袖、在非执政党成员中任命反对党领袖；国王有权根据总理建议解除内阁部长职务；国王有权任免军政官员；国王有权任免法官。
理论上其他一些君主立宪国的君主也享有一定的人事任免权，但其他君主立宪国君主所享有的人事任免权更多是形式象征性的。比如英国和日本的首相就需要经过君主签字任命，但实际上英国和日本的君主只不过是在议会已作出决议后签字追认而已。相比之下泰王所享有的人事任免权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普密蓬国王掌握实权后几乎在历届政府中都安插了自己的心腹。
泰国宪法还赋予了国王签署法案的权力：泰国的所有法案在经国会通过后需由内阁总理在30天内呈递国王签署御令后才能颁布实施。如果国王不予签署或未在90天内签署御令，那么国会就需要重新审议法案内容。不过在现实当中这种法案未获国王签署而被退回国会的情况极少发生。泰王还有权解散国会下议院并重新进行选举。泰王有权召集主持国会、召集主持国会特别会议。
泰国宪法还规定：在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经济稳定等利益时国王可以在必要时颁布重大法令并即刻付诸实施。这意味着国王在特殊的紧急重大时刻和议会一样是享有立法权的，而且国王颁布的法令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法律。国会可以否决国王颁布的法令，但在被国会否决前国王颁布的法令将一直有效。国王还有权根据军事管制法宣布紧急状态或取消紧急状态；国王有权根据国会的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泰国的外交权也是掌握在国王手中的：国王有权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签订包括和平条约、停战条约在内的重要条约。只有在涉及泰国疆土或管辖范围的条款时才必须经由国会审批。除了这些政治外交权力之外国王还拥有一些荣誉性质的象征性权力：决定大赦、册封（或撤销）爵位、赐予（或收回）勋章,,,,,,这些象征性的权力基本上是所有君主国的元首都享有的。
由此可见泰王的实权远远大于其他君主立宪国那些虚位君主。首先人事任免权在泰国的实际政治运作中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权力。其次泰王有权解散议会进行重新选举、有权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或取消紧急状态、有权在紧急状态下颁布新法令或修改现有法律......相比之下其他君主立宪国的君主只不过是在议会通过的决议上签字而已。最要紧的是泰国王室还掌握着军队和财富。
泰国国王之所以拥有较大实权完全是由于普密蓬国王通过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游走于军方、民众乃至宗教界等各方势力之间所造成的事实结果。普密蓬通过巧妙的政治运作把军方大佬们掌控在了自己麾下。由于泰国的军队是归国王掌控的，所以当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国王可以利用军队迅速介入到政局中。同时王室还可以利用自己的巨额财富间接影响政府选举。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泰国王室尽管手中掌握着相当的实权，可还是无法达到像沙特王室那样能绝对控制国家的地步。泰国毕竟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泰国王室对军队的控制是普密蓬国王通过圆滑的政治手腕利用军方内部的矛盾以及军方与民众的矛盾实现的，然而泰国王室对军队的控制并不像沙特王室那样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普密蓬为了利用军队控制国家局势也必须给军方足够的甜头。
普密蓬时期王室和军方实际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军队利用国王的威望捞钱，国王利用军队把持国家政权。如果把泰国比喻成是一家大型集团公司，那么民选政府就像是公司的经理层，而王室则是真正掌握最高实权的董事会。也许平时董事会并不怎么管公司具体的经营运作事务，可真到了重大关键时刻能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还是董事会。
泰国王室在平时也不怎么管理国家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如果国家一旦出现政治风波时王室就会利用对军队的控制迅速介入政务。王室和军队就这样牢牢控制着泰国的政治局势，但说到底国王需要通过给予利益安抚军队才能掌控实权。以前普密蓬靠驾驭军方大佬才能掌握实权，可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泰国国王还有没有他这样的政治手腕。至少现任泰王还看不出有他父亲那样高明的政治手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