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辞旧岁迎新年之际，祖国北方呈现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装素裹的景色，而在南方的琼岛，依然是椰风和煦，处处花团锦簇，瓦蓝瓦蓝的天空上飘浮着朵朵白云。
海南，地处南天，孤悬海中，自宋代以来人们就称之为海南岛。
那么，她的简称“琼”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唐朝时因其境内“土石俱白如玉而润”被称之为琼山。此后，海南的名字就与“琼”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如琼州、琼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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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老朋友董春利开车拉着我们来到儋州，一行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闻名遐迩的东坡书院。
儋（dān）州，古称儋耳郡，与珠崖郡同是海南最早设置行政建制的地区。
《汉书》云：“儋耳者，大耳种也。”意思是“儋耳”这种体貌的人，耳朵非常大。
据《儋县志》记载，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有“儋耳之国”“离耳国”之称。“儋耳”也叫“离耳”，儋耳国就是离耳国。
儋耳人“以大环堕耳，俾下垂至肩故也”。而且，他们戴的耳环“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上加铜环，耳堕垂肩”，一个套一个，至少得有三四斤重。如此，一则显得耳朵特长，二则实际上也会将柔韧的耳朵渐渐拉长。
话扯远了，书归正传。在去东坡书院的路上，我就心绪难平，感慨不已。我们与920多年前的苏东坡虽然都是跨海来琼岛，却有着诸多的大不相同。
其一，来由不同。我们这些“候鸟”到海南，都是为了避寒就温，主动在此“冬藏”养老养生，连我的同事、99岁的刘纯老爷子近年来都年年来琼岛越冬；而当年61岁的苏轼老先生则是因为遭到贬谪被迫来的。
其二，心境不同。我们来海南，几乎都是心情愉悦，感觉幸福满满；而当年苏轼老先生却是无可奈何，心情郁闷，“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也’”。
其三，交通工具不同。我们来海南，不是坐火车就是乘飞机；而当年苏轼老先生坐的是木船，一路颠簸，甚至提心吊胆。
其四，居住条件不同。我们来海南，住的是楼房，吃的是可口的饭菜，走的是平坦的水泥路，闲暇时不是唱歌、跳舞、健身就是打牌下棋等；而当年苏轼老先生面对的是蛮荒之地，“此中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一派荒凉景象。
在宋代，流放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惩罚啊！
古往今来的大文豪，苏东坡是老夫由衷景仰的文化巨匠。我钦佩他的绝世才华、斐然文采，更敬慕他的伟大人格、有趣灵魂，可谓心驰而神往。
且不说这位旷世奇才的鸿篇巨制，单是他留给后世的千古绝句就不胜枚举：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晚景》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别》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天涯何处无芳草。《蝶恋花》
多情却被无情恼。《蝶恋花》
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赠刘景文》
……
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诗、词、字、画方面都堪称一流，真乃一身盛名。
苏轼22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凭着真才实学一举成名，走上了仕途，先后任凤翔府判官、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等，踏踏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
生性耿直的苏轼在朝堂上敢于说实话，不看谁的脸色，不考虑对自己是利是弊。
他在《思堂记》中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大意是，心里有话就脱口而出，说出来就得罪人，不说出来自己憋得难受。我认为宁可得罪人，也一定要说出来。
如此耿直坦率之人，尽管才华横溢、能力超群、务实肯干，在政坛上一般都不会那么美好。苏轼的仕途充满了坎坷，甚至是大起大落，一次又一次被贬谪，弄得他四处漂泊，难以过上安稳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磨难居然都与他的几个朋友有关。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原本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转折点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
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忧国忧民，变法的初衷是想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的政治危机，其内容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变法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称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关于这场变革的具体内容和意义，是另一个话题了，不在这里赘述。
变革没有错。然而，矫枉容易过正，变革的措施也不会十全十美，况且势必触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引起激烈的反对在所难免。
王安石的变法也是如此，譬如有的措施过于超前，脱离了现实；变法的重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在新法推行过程中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用人不当；政策执行不力；尤其是许多变法政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困苦，等等。
首先站出来强烈反对变法的，就是王安石的朋友、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司马光。反对的理由，我就不细说了。
再说苏轼，也看到了变法带来的许多弊病，开诚布公地跟王安石讲理，乃至站在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皇帝，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
正如有识之士所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
假若王安石在变法中摸着石头过河，善于听从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纠正脱离实际的措施等，双方的争议大概就会缓解一些；可王安石偏偏是个“拗（niù，固执；不随和）相公”，刚愎自用，凡事根本不听劝。
你司马光不是反对变法吗？扫除障碍！于是乎，王安石把司马光撵出了朝廷，让他去编撰史志。岂不知，这倒成全了司马光，他为后世留下了一部不朽的伟大历史著作《资治通鉴》。
王安石了解苏轼的性格和人品，虽然生他的气，却也没有过分难为他。
可是，支持变法的一些投机分子却不肯放过苏轼，他们指控苏轼写诗文讪谤朝政、反对新法、指斥皇帝。譬如，苏轼在诗中写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对方硬说这首诗是诽谤宋神宗。
皇帝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苏轼被捕入狱后，那些小人又不断地撺弄皇帝，要求处死苏轼。
这时，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变法派中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更由于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躲过一劫，下狱103天，免遭杀身之祸，被贬到黄州任有职无权的团练副使。
世事难料。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守旧派的代表司马光重新被起用为相。随之，苏轼被召还朝，升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贡举。
司马光是个聪明人哪，谁不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而且，他有文才，有能力。不过，此公的心眼儿有点小。他东山再起之后，不管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是对是错，一概否定，全部废除，同时拼命压制以前拥护变法的人。
苏轼见了，又有意见了。他劝告司马光，像“差役法”这样利国利民的好法不应该废除。司马光根本不听，铁了心非要废除差役法。气得苏轼骂他是不听人劝告的倔强的“司马牛”。
由此可见，苏轼根本不搞“选边站”，他不管是变法派还是守旧派，只看孰是孰非、孰对孰错，结果是夹在“拗相公”和“司马牛”中间，两头受气。
他又得罪了守旧派，再度遭到诬告陷害。在这前后，他担任过颍州知州、扬州知州、定州知州，又被贬至惠州。
苏轼是天生的乐天派，特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自得其乐。
惠州素称蛮荒之地，气候炎热，瘴气盛行，容易致人生病。苏轼来到这儿，感觉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他借钱盖了房子买了块地，学做陶渊明。新居命名“白鹤居”，书斋取名“思无邪斋”。他还写了篇《白鹤新居上梁文》，“尽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当地太守请他品尝荔枝，他又即兴赋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这些事儿传到了京城，宰相章惇听说苏轼又是“春睡美”，又是“不辞长作岭南人”，得了，你别在惠州“美”了，再次向皇帝参奏他，将其贬谪到更遥远、更荒凉的儋州。
章惇也曾经是苏轼的莫逆之交，因为对待变法的态度不同，反目为仇。朋友整朋友，下手更狠哪。
就这么，苏轼来到了海南。这是东坡先生之不幸，却是海南之大幸啊！
宋朝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二十九日，61岁的苏东坡抱着此去必死的绝望心情，带着小儿子苏过，与留在惠州白鹤居的亲人挥泪告别，乘舟渡海，到达生活条件更为艰苦的儋州——哦，此时的儋州已经改为昌化军（“军”是宋朝的行政区划）。
苏轼心灰意冷，感叹“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别看那些小人往死里整他，可苏轼不仅声名远扬，而且口碑颇佳，许多人都愿意帮助他。
苏轼刚一抵达儋州，昌化军使张中就冒着被罢官的风险，将他与苏过接到官舍居住，每天用好菜好酒招待。所谓的官舍，也不过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夜里苏轼不得不把床东挪西移。
苏轼的政敌得知了这种情况，派人将他们父子驱逐出官舍，还罢免了昌化军使张中的官职。
须知，苏轼虽然被贬，不还是“琼州别驾”吗，凭什么不让他住官舍？没处讲理啊！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只得“买地筑室”，在儋州城南的一片热带乔木桄榔林中建起了三间茅草屋，当地百姓“运甓（pì，砖）畚土以助之”。他将茅屋命名为“桄榔庵”，总算有了一处可以遮风挡雨的栖身之所。
那时的海南，夏季炎热难挨，冬季雾大风大，湿气满天，经常弄得人浑身瘙痒。艰苦的生活可以想见，不多说了。据苏轼自己说，贬谪海南时为了供给衣食，卖光了酒器，只盛下一个制工精美的荷叶杯。
面对困境，苏轼自我安慰的功夫十分了得。前面说了，刚来琼岛时，他环顾四面大海无边无际，凄然悲伤；转念一想，天地都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也在四海中，谁生下来不是在岛上呢？“念此可以一笑。”你看，转悲为喜，就这么简单！
苏东坡笑对艰苦环境的折磨，“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
苏过是个孝顺孩子，老爹贬居儋州三年，他一直守候在身旁，帮助打理琐事，还陪着父亲一起研修诗词，一起绘画。
有一次，苏轼穿着斗笠、木屐回家，几个黎族少年好奇，跟在后面做怪模样。他回头见了，愉悦地放声吟道：“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其自娱自乐的心境，略见一斑。
在儋州的三年，是苏轼在生活上遭受苦难最多的时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时期。他在小儿子的帮助下，整理杂记文稿汇编成《东坡志林》，完成了对《尚书》的作注，同时作诗130多首。
对此，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感慨道：“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
假若在困境中只是自我调节心境，自得其乐，自娱自乐，那就不是苏东坡了。他的心中装着百姓，无论在哪里为官，都为百姓解忧愁、做好事。仅举一例，杭州、徐州、惠州三地的苏堤，不就共同见证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辉煌政绩吗？
初到海南，苏轼在今海口暂住十余日，就为海南人民做了第一件大好事。
当时琼州缺水，百姓喝的都是咸积水，容易生病。苏轼在附近散步，发现周围泉水虽然多，但都不可饮用。经过寻找，他在城墙东北角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两处近在咫尺的泉眼，其中一处泉眼的泉水甘甜。
苏轼马上叫来村民，指导他们开凿此泉。从此，当地百姓便有了甘甜可口的饮用水。这就是保留在今日五公祠内的“浮粟泉”，有“海南第一泉”的美誉。
谪居儋州三年，苏轼与当地百姓相处融洽，亲如一家人，带领他们挖井取水饮用，上山摘采草药，为当地人探索出了治疗疾病的药物，如荨麻、苍耳等；他还劝导农民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才会带来长远的福利。
苏轼发挥特长，开办学馆，讲学明道，使儋州教化日兴，“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儋州此时成为了全岛的文化中心，也培养了民众尊师重教的传统。
苏轼来海南之前，这里在宋朝100多年里从来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没多久，他的学生、琼山人姜唐佐就成为海南的第一位举人（后来又经殿试被赐进士）；随后，他的另一位学生、儋州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位进士。
从此，海南人才辈出。有人统计，经宋、元、明、清几代，海南出现举人767人、进士97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东坡对海南教育的巨大贡献。
东坡先生特有趣，他在海南吃了当地的生蚝后，特地写信叮嘱儿子：“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意思是，海南的生蚝太好吃了，千万不要告诉朝廷里那帮人，免得他们跑海南来跟我抢着吃。
据说，儋州人吃的芋头粥、地瓜粥，是从苏轼的小儿子苏过那里学来的。
海南人由衷地爱戴这位可钦可敬的老人，他在当地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如今东坡书院的前身载酒堂，就是好友黎子云等人筹资为他建造的。当时的载酒堂只是一间简陋的房子，后经几个朝代的扩建，成为现在这个规模。明代时，载酒堂改名为东坡书院。
尽管当时的载酒堂房屋简陋，却是苏东坡居住生活、讲学授书、喝酒会友的地方，每天都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东坡书院的大殿正中，有一组苏东坡讲学的塑像。先生持卷讲授，好友黎子云在认真聆听，而儿子苏过则恭敬地站在一旁。殿上的匾额题名是“鸿雪因缘”。
书院两侧还建有两座小院，分为叫西园、东园。在西园的奇花异草中，立着一尊苏东坡铜像。先生头戴斗笠，身穿长袍，右手持着一卷书，左手提着长袍，走在乡间小路上。
东园有一口井，叫“钦帅泉”，当地俗称“酒井”，伴随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儋州有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据说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65岁的苏东坡得以遇赦北归。当他和儿子苏过离开儋州时，许多老百姓挑着酒水与干粮为他们送行。在澄迈老城的港口，苏东坡和苏过登船漂浮而去，在大海里消失了影子，老百姓才含泪归去。
感慨万千的苏东坡写下了一首《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他发自肺腑地将海南称作自己的故乡，表达了对这片流放之地的无限留恋和对友人的难舍之情。
第二年，苏轼老先生在临终前还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州，原本都是他被贬官流放之地啊！
顺便说一句，徽宗继位后，章惇垮台了，也被贬官到雷州半岛。他的儿子觉得自己老爹以前对苏轼迫害甚多，担心受到苏轼的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恕。
苏轼在回信中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他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是苏轼赠送友人的诗句，老夫格外喜爱。 （文中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由衷感谢摄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