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我去赶了双龙场······
庞国翔
笔者新调入的单位不在江津老城，而在滨江新城的一个城郊结合部。在办公楼背后约一里路许，就是双龙场。昨天正是“元旦节”放假第一天，我就开车来到单位背后的双龙场。我惊讶地发现，在我所在单位大楼背后只需行走几分钟的山坡上，竟然藏着一个古风古韵的乡场主。
双龙场
这双龙场位于江津城对岸的华盖山西北向余脉的半坡中。我们站在东场头和西场尾，都可看见山坡下约三里处的长江及对岸的江津城。回家我查阅资料，才知双龙场是江津早前渡江出城后的第一场。清初，江津县编为三里十二都，双龙场属杜里二都，二都设二守镇，镇团公所就在双龙场，管辖德感、中兴、双河，福寿和林峰等场，后来团镇公所才迁到德感坝。
俗话说，城有山城，场有山场，双龙场就是个山坡场。顺山而建东西走向的主街长约一华里，较为平缓。其多是与主街相连接的上上下下的梯街梯巷。坡坡坎坎，七下八下。就连原来的学校也在三层平阶上。尽管如此，每逢四、七、十场期，双龙场是热闹非凡，附近璧山、巴县的百姓都来此交易。
同行的双龙社区党委副书记李萍告诉我：“如今双龙场已划归江津滨江新城区域内的圣泉街道。”我们行走在双龙场的街巷中，她时不时指着一些斑驳的街墙和古老的石阶向我介绍。在这些斑驳的历史碎片中我寻找到一些残留的记忆——
这里又曾叫两路口
因此处场东头和场西头各有一尊大石包，形似高昂的龙头，双龙场因此而得名。“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两路口，又称两路口场——这个名字现在是鲜为人知。”在场东头住的一位80多岁姓罗的老人告诉我说。
顾名思义两路口就是两条路的岔路口。在江津城乘渡船到对岸的中渡下船后，沿一条石板缓坡大路行走三里就到双龙场。石板大路在此场的文昌宫处分岔成两路：一条往北，穿场而过，上行横街子，翻山到璧山境，入成渝驿道，可走成都。另外一条往东北方走双河场，进入巴南走马场后，直走重庆城。一般而言，叫双龙场的都是坐商立铺者和场上的街坊，叫两路口的多是抬夫走卒和商贾官差以有各类江湖中的行走之人。
由此我可猜想到早年两路口之名比双龙场的知名度更高。中渡口是早前江津最大的官渡，是出入江津城重要的津梁之地。进出津邑之人到了两路口才分路或合路，他们往往都会在此打尖稍息，喝桶老荫茶，裹枝叶子烟，吃碗猫儿头，再乘骑换轿。“他们在途中思考问题或与他人约见，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到了两路口再说。两路口这名逐渐被淡化甚至遗忘，是新中国成立后修了江津至璧山和江津至重庆的公路。公路修通了人们就不会去走前辈人走了一两百年的在两路口后面的这些老路。不过现在还有一些老的石板大路存在。偶尔还能发现这些被马帮、轿夫和挑担人踩踏了百年石板中间已形成凹槽的官道，路中长满野草——”说起这古道，快满80岁的原老支书慕泽祥总有说不完的话。他家就住在古道边。
两路口双龙场
这里的“两馆三房”特别多
能说会道的李萍总不忘给我这初次来赶双龙场的人伸张情况。清末民初双龙场的“两馆三房”较多，这是由此处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两馆是指茶馆、烟馆，三房指槽房、油房、栈房。
（坡坡梯梯、古巷深深的双龙场 黄淳 摄）
烟馆就是吸大烟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被禁止被取缔。槽房就是酿酒的作坊，至今双龙场上还有两三家，只是名字由槽房改为了酒厂，工艺提升了规模扩大了。其中有一家后来叫圣泉酒厂的很有名气，事实上就是当今津酒中一家在全国都能叫响、在各种平台和载体上都能看到广告的品牌酒的发源之地。油房就是榨油房，现没有了——慕泽祥老支书祖上其实就是开油房的。栈房就是房客是旅馆，古代栈房包住包吃。现在双龙场已没有栈房。
这里说一下双龙场的茶馆。清代和民国时期双龙场茶馆很多。因为此处处于两条官路的交汇口，是一个热闹的码头，南来北往客多，行走江湖人多。他们因各自的目的时常在此汇合聚会。据说以前双龙场茶馆达二十多家。
双龙场有一句关于茶馆的歇后语：“双龙场的茶馆——说了各走各——”怎个各走各法？此是两路口，茶后随你走！
这歇后语是有来历的。小茶馆大社会，旧时双龙场的茶馆每天都在演绎着江湖故事。旧社会是没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组织机构的。双龙场茶馆多，除为赶场人提供喝茶聊天、访友认亲、寻市问价、说书听书外，还喝“讲茶”。民间中的一些纠葛，有的就由德高望重的乡人在茶馆调停解决，这就叫喝“讲茶”。当事双方到茶馆后，泡上七八杯盖碗茶，就各自“拿话来说——”后最在上桌的长者一言判定谁输理，输家付了茶钱后，两家在两路口分路各走各。双龙场也有三教九流和白道黑道，社会复杂，扯皮撩筋的事多，也有商贩相争和龙虎相斗，有了事就到茶馆喝讲茶，说理性，说好说不好最后都“各走各”。
双龙场上一位80多岁的老街坊给我讲了双龙场上最大的一次喝“讲茶”事是民国十五年的事，璧山县肖家嘴一姓丁人家与巴县走马铺的谢家发生纠葛。他们包下双龙场“白记茶园”喝“讲茶”。当天丁谢两家茶客达30桌。楚河汉界，对座分明。主持“公道”的是前清秀才刘老爷。他是个老夫子，当他看到双方眈眈虎视的局面，就来个各打50大板、互不得罪“和稀泥”。他对双方都“卖了一通劝事文”，就是不说出谁对谁非。到中午时辰，竟然叫大家各走各。丁谢两家全都气得起身回走，落得无人付茶钱。最后还是白秀才自己付钱。于是，“双龙场的茶馆——说了各走各”的歇后语便在民间传开——我追问这事的真实性。他说是听他父亲讲的，全场上两代人都这么讲，没有钉钉挂不起这个瓶瓶的。
后来双龙场出现袍哥组织，这个组织有仁义礼三个公口，控制了场上的所有茶馆。茶馆更是一个鱼目混珠的场所。新中国成立后袍哥被取缔，国家对茶馆进行净化和改造。双龙场茶馆得到发展。虽然后来双龙场几经建制调整，双龙乡改为圣泉乡，后又改成社区划归德感街道，再后划归圣泉街道，但双龙场场名没变。现在场上茶馆仍达十多家。社区负责人说：“双龙场的茶馆有点与众不同，顾客真正是茶客，是为喝茶而来、摆龙门而来。是百姓饮茶休闲、读书看报、传递信息、时政宣传的场所……”
双龙场下面未撤除时的中渡口，对面正是江津城
抗战时有两个大人物也来赶双龙场
下面这故事是我赶双龙场回家后在地方史志上查到的。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南京。1939年，南京市立盲哑学校迁到双龙场东场口“奈何桥“下的刘家祠堂。这个祠堂有两个相连的四合院，两个天井，还有一个操场，四周古木参天，环境十分的幽雅。是当时双龙场较好的祠堂之一。这个学校只有二十多名教职员工和五十多名盲哑学生，它的迁来，给双龙场带来了惊奇。毕竟在双龙这样的乡场百姓还没有见过聋哑儿童读书写字的事。因为有这所学校，1944年冯玉祥和刘峙两个大人物也来赶双龙场。
双龙场上的古街梯
1944年3月，著名爱国将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来江津为抗战募集捐款。1２日，他来双龙场看盲哑学校学生。在盲哑校因为学生特殊的原因，他没有像在其他学校一样在师生大会上作口若悬河的演讲，但他与教师进行了座谈，询问了这些聋哑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看望了这些孩子。双龙场的街坊听说冯玉祥副委员长来双龙场了，都挤着来刘家祠堂来看热闹，看这个这么大的官到底是什么个样，整个双龙一条街都闹动了。后来冯玉祥在他的一本叫《川南游记》的书中，收录了他写的一篇文章叫《给爱国朋友的第七封信——节约献金打破一切纪录的江津县》，该文写了37个节约献金抗日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第6个的故事写的就是这个学校。他写道：“盲哑学校师生，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残疾者，也为国家捐献了三千元”。
四个月后即到了这年夏天，有一天重庆卫戍区司令长官刘峙到江津检查防空设施，江津的双龙场背山和高家坪等地都有防空设施。这刘司令一干人马，前呼后拥，阵势很大，队伍到了双龙场后，有随从告诉他盲哑学校在场上，这个刘司令决定到学校视察。双龙乡的乡长得此消自己，抢先报信。组织保长、甲长以及双龙场的百姓代表“夹道欢迎”，小小双龙场武装卫队云集。这个既搞得神秘而又要百姓“夹道欢迎”的“刘将军视察”活动，将整个双龙场闹翻了天，百姓议论纷纷。刘峙到了学生食堂、宿室、操场走了一圈后，又到教室。他故弄玄虚，自作高深，他在教育里面对这些聋哑学生，竟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读书好”三个字，不想一个姓胡的同学竟然用英语流利地回答刘峙“谢谢！”——这不仅令自以为是的刘峙感到脸红，就连挤在教室门外看热闹的百姓都非常的吃惊。
赶了半天双龙场，走过坡坡坎坎，穿过街梯相连的小巷，除了收获汗流浃背外，更重要的是早前天天藏于办公室的我终于发现这个处于现代城市与乡村结合部的小场。它的每一条石梯和高高低低的街巷，都散发出古风古韵的味道和色彩。它的每一根圆石梁柱，每一块被人踩踏了一两百年已有凹槽的石板，都记载着一个个黎明的远去和黄昏的到来。我行走在双龙场上，犹如翻阅着一部发黄的乡村史书，一个个孰是孰非的故事从指间滑过。有的显得沧桑，有的显得悲壮！
其实我感觉双龙场这部乡村史书是非常的厚重，用赶场的方式很难将他阅尽读完，好在它与我单位近在咫尺。周末或上班的每日中午甚至是工间操时间，我都可随手翻开阅读几段精彩的文字······
（文/庞国翔 图/黄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