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口游庐山
孙海洋彭四英带着孙卓离开阳谷后，“一家三口游庐山”的事情引发舆论围观，甚至有媒体将其称之为“迟到了14年的旅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即便这场“认亲”已经走进现实，但是旁观者的叙事依然停留在“错位的14年”。
实际上，就“一家三口游庐山”的事情，对于孙海洋彭四英及孙卓来讲，只是返回深圳途中的休整行为，并非真的是为旅行而旅行。但是当人们看到“一家三口游庐山”图景时，就不由得往“小确幸”上套，并且想到“错位的14年”，便会生发出复杂的感慨。
不得不承认，“寻亲”、“认亲”、“融亲”对于旁观者来讲，它本身即意味着理想主义，也昭示着现实主义。就比如透过孙海洋“寻亲”的历程，虽然结局确实比较理想，但是并不意味着“天下无拐”真能实现。
之所以这样强调，跟悲观与否无关，而是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预料的事情简直太多。要知道，比起“找到孩子的家庭”，那些“找不到孩子的家庭”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只可惜，旁观者的眼睛更乐于聚焦悲喜交加的圆满结局，而那些彻底绝望的家庭，却往往难被看见。
在这个问题上，要承认旁观者的叙事是有选择性的。那么多丢孩子的家庭，为何只有郭刚堂和孙海洋成为媒舆的宠儿，就在于他们俩的寻亲经历充满戏剧性，以至于电影创作才会选中他们俩（郭刚堂是《失孤》原型；孙海洋是《亲爱的》原型）。
当然这里的戏剧性，主要在于能反映人性的“真善美”：既要有个殊性，也要有共通性。只是我们会发现，在所有的“认亲”实践上，基本上都是生父母想让孩子回归，如果生父母这方面的意愿没那么强烈，或现实条件不允许，那么“认亲”基本就是确认“孩子还活着”或“孩子过得好”，并且这在“认亲”实践中是常见的结局。
平心而论，人们在看到“一家三口游庐山”的事情时会不由得感慨，就在于这样的“小确幸”图景确实很难得。因为孙海洋彭四英能在14年后再次跟儿子孙卓同框，这对于他（她）们来讲可能想都没敢想，毕竟对于“找到孩子”这件事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孙海洋彭四英显然是幸运的。只是就“一家三口游庐山”的心境来讲，可能更多是出于对“融亲”局促的破解。毕竟对于孙卓的回归，他回到深圳念书只是开始，而他之后能不能处理好“内心的撕扯”（跟养家的情感勾连），依然是个未知数。
因为在当前“认亲的氛围”中，孙卓可能显得比较看得开，但是当媒舆的热度退却，生活的节奏平稳下来后，他总还是会反刍过往的琐碎。这跟养父母买他的“罪恶性”关系不大，更多是基于他（她）们发生过生活上的实质勾连，也就是无法遗忘的“错位14年”。
另外，不少人强调孙卓已经回归生父母的家庭，是不是媒舆的关注度该降一降。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无需担忧。因为人们谈论孙海洋的“寻亲”、“认亲”、“融亲”等，主要在于对拐卖行为的侧面抨击，也就是“寻亲”、“认亲”、“融亲”等越艰难，就越能反映出拐卖行为的罪恶性。
并且也要明白，孙卓既定的被拐命运，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要孙卓自己没有觉得不舒服，就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当然媒体在相应的报道上，舆论在对应的围观上是该保持克制：不夸大事实，不偏离因果。
尤其在对孙卓养家的追问上，最好只针对事实和因果进行论述，牵涉到隐私等方面的问题，最好不要急着抛进舆论，要不然很容易伤害到孙卓。如此强调这点，并不是为保护孙卓的养父母，而是作为孙卓来讲，就算他回到生父母身边，他终究也跟养家无法彻底扯断。
与此同时，“融亲”是个渐进的过程。“孙卓得知孙海洋和彭四英是自己的生父母”与“孙卓感知孙海洋和彭四英是自己的生父母”是两回事儿。这对于孙卓、孙海洋、彭四英来讲都是一样的，他（她）们都需要通过更多的日常生活互动来增进感情，而“一家三口游庐山”的事情算是其中之一。
因为从根本上来讲，“一家三口游庐山”的事情跟“一家三口在饭店吃饭”的事情是没区别的（这对于孙卓和孙海洋彭四英而言）。但是在具体叙事的过程中，“一家三口游庐山”的事情因更有图景感，所以更容易进入舆论视野。
就此而言，我们会发现在“融亲”实践上，旁观者视角更多是感慨多于感受，也就是更看重“小确幸”的图景意义，至于“小确幸”中当事人们的感受，已经不再那么看重，或是认为当事人们已经拥有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