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雷西高速，驶向合水境内，两侧山峦叠翠，群峰竞秀，来到巍巍子午岭脚下的合水太白镇。这个素有陇上“小江南”之称的小镇，因为地处陕甘交界、背依茫茫子午岭，素来都是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
（陕甘红军纪念馆序厅展现太白起义场景）
登上后台山，俯瞰太白镇全貌，葫芦河穿镇而过，街衢整齐，店铺林业，如今一派安详宁静的景象。在太白一带流传着一首民歌：“葫芦河，弯又弯，河边住着刘志丹。老刘住了没三年，葫芦河水映红天。”在这里，以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开始探索农村革命的道路，发动太白起义，建立了陇东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酝酿起义：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
太白镇地处陕甘交界，是葫芦河与苗村河的交汇处。在太白镇东南的后山上，沿着一条荒草萋萋的小路，记者来到被杂树掩映的三孔破旧窑洞前。据合水县陕甘红军纪念馆宣展科科长薛鹏程介绍：“这里过去是一个烧酒作坊，掌柜的名叫李绪增，是陕西大荔人，为人刚直仗义，倾向革命。1929年9月28日，就是在这个酒坊里发生了著名的太白起义，也称‘太白夺枪’。”
1927年8月7日，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26日至28日召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明确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军事上举行武装兵暴，在政治上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从此，开展兵运工作，瓦解国民党武装力量，创建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成为西北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太白起义原址李绪增烧酒作坊）
1929年2月，刘志丹安排马锡五、赵连璧到太白镇，对这里的地理风貌、风俗人情、兵灾匪患等进行考察，并伺机开展武装暴动。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讨论开展兵运斗争、建立革命武装问题。刘志丹在会上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观点。会议提出通过白色（派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灰色（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红色（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建立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决定派一批党员、团员和革命骨干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斗争，创建工农红军。
组织决定刘志丹接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随后，刘志丹先后打入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工作，并当上了苏雨生部第8旅16团中校副团长、谭世麟部骑兵第6营营长。
发动起义：打响陇东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1930年9月中旬，刘志丹返回保安，同党支部成员曹力如、王子宜等一起研究兵运工作计划，根据可靠情报，决定奇袭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24营，创建一支独立的工农武装。刘志丹从保安民团抽出部分人员，加上原骑兵第6营从三道川零星回来的人员，共有29人，长短枪20余支，战马20余匹。刘志丹将队伍带到白沙川密林中进行了必要的训练和动员。经过充分准备，于9月28日以“商借粮草”为名进驻太白。
刘志丹的队伍当天就住在李绪增的烧酒作坊里。当晚，在敌第24营当兵的赵连璧向刘志丹报告了该营内部情况，得知该营3个连分散驻扎的实情，决定采取各个击破。为了迷惑敌人，刘志丹安排战士们连续两天分头与民团军官兵开展“交朋友”活动。30日晚，刘志丹等人详细分析了几天来掌握的敌情，根据敌众我寡的实际，研究制订了“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的作战方案和具体作战计划。
10月1日清晨，刘志丹、杨树荣（即姜兆莹）来到敌24营副营长王凤珠住处“商借粮草”，王凤珠便派人请来营长黄毓麟商议此事。刘志丹、杨树荣原计划乘其不备活捉二人，迫其令部队缴械，但二人不从，当即被击毙。这时，在烧酒作坊，敌第1连的官兵已被刘志丹的人灌得酩酊大醉，听到枪声，连长卢仲祥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起行动，敌第1连连长企图顽抗被击毙，其余官兵全部缴械投降。驻黄家砭的敌第2连听到枪声，向山上逃跑，卢仲祥、刘约三、魏佑民率领20余名骑兵勇猛追击，打垮了敌第2连。中午时分，战斗结束。当晚，刘志丹率部向林锦庙转移，途中巧妙将敌3连连长马建有活捉，俘获全部人枪和马匹。至此，陇东民团军第24营被彻底消灭。太白起义共击毙敌营长黄毓麟及以下十余人，俘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50余支、骡马10余匹，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地区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太白起义后，刘志丹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游击队，因为经常活动在南梁一带，被当地群众称为“南梁游击队”。从此，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地区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诞生了，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拉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
两次整编：从兵运到武装斗争的转折
太白起义成功后，南梁游击队转移到保安县白沙州。随着游击队的发展，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陕西军阀高双城派驻守保安县的高玉亭营兵分3路，直扑游击队在保安县的驻地，妄图消灭游击队。
1931年2月15日，刘志丹接到延安地下党派人送来的反动军阀“进剿”游击队的情报后，决定避实就虚，转移到合水，伺机破敌。2月16日，游击队冒着风雪转移，18日到达合水固城川，与赵连璧、同守孝组织起来的200多人会合。此时，刘志丹在庆阳训练陇东民团时结识的贾生财也闻讯从陇东民团中拉出了40多人，参加游击队，队伍增至400余人。
为了巩固革命武装，2月底，刘志丹在合水县固城川的麻峪村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400余人编为4个连。合水县瓦岗川民团团总唐青山闻讯率领40多人前来接受改编，刘志丹将其精干人员插入各连，其余人员让唐青山带回继续补充。薛鹏程说：“麻峪整编扩充了南梁游击队，建立了严格的军事指挥体系和组织纪律，加强了党对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显示出鲜明的阶级性、革命性和顽强的战斗力。”
（陕甘红军纪念馆）
从1929年至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陕甘地区组织的大大小小数十次兵变都失败了。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北军阀部队开展大规模的兵运活动的要求，刘志丹率部接受杨虎城部警备骑兵旅旅长苏雨生的改编后，还几次身陷囹囫。这些失败引发了刘志丹等人的思考，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发动农民，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
1931年夏，刘志丹同马锡五一同来到南梁，考察当地的政治经济及群众生活状况之后，决定再次组建游击队。1931年9月，刘志丹来到太白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驻地，集合杨培盛、赵连璧、贾生财3支农民武装和部分兵运骨干，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恢复了南梁游击队，共400余人、200余支枪，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这支游击队的核心力量是刘志丹从事兵运工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主要由陕甘地区破产的农民组成。尽管队伍成分复杂，但从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薛鹏程说：“倒水湾整编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阶段过渡到武装斗争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刘志丹等西北共产党人在深刻思考了如何在从未受到大革命风暴洗礼的陕甘偏僻山区，将旧式的、成分复杂的、作风松懈、纪律涣散的民团武装，发展成党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创新实践。整编后的南梁游击队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开创了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80余年前陇东合水县召开的包家寨会议
危机中挽救红军，被誉为
——西北革命史上的“遵义会议”
包家寨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没有坐标，即使在合水县本地也同样鲜为人知，它坐落于合水县蒿咀铺乡的东南方向，极少有人涉足。然而，1933年11月在这里召开的一次会议——包家寨会议，却在西北革命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挽救了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础。
7月1日，陇东报“追寻红色印记”主题采访组来到了位于合水县蒿咀铺乡张举塬村的包家寨会议旧址，顺着山路走到山脊上，一座静谧的地坑院出现在眼前，五六孔开凿在山崖上的窑洞，在树木丛生的塬边，显得格外隐蔽。同行的陕甘红军纪念馆讲解员告诉记者，就是在这里，召开了包家寨会议。
（包家寨会议旧址院内碑亭）
走进包家寨会议会场的陈展室，映入记者眼帘的便是一个铺着草席的土炕，地上摆放的几个凳子，围绕着一张中间放置着火盆的小木桌。当时革命条件艰苦、斗争形势严峻，就是在这简陋的窑洞里，刘志丹、王泰吉、秦武山、高岗等革命先辈们有的盘膝坐于炕上、有的围坐在火盆旁、有的直接蹲在地上，召开了对革命影响深远、扭转时局的包家寨会议。
时间回溯到1933年6月，红二团南下失败，7月，王泰吉领导的耀县起义被残酷镇压。同时，由于中共陕西省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和红军面临无处立足的困难局面。从1933年6月至10月，战事接连受挫，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在哪里建立根据地，一直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根本问题。刘志丹一贯主张在桥山山脉中段陕甘边交界的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都被中共陕西省委“左”倾路线执行者否定。照金苏区陷落后，刘志丹一边与王泰吉指挥反“围剿”斗争，一边思考着根据地在哪里重建这个决定生存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摆脱险境，重建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29日，毛沟门战斗胜利后，刘志丹向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提出了研究解决今后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等重大问题的建议，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蒿咀铺乡张举塬村包家寨的窑洞里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王泰吉、秦武山、高岗、王世泰、张邦英、黄子文、黄子祥、杨森、李映南、刘约三等人。会议由高岗作报告，然后转入讨论，习仲勋因受伤又染伤寒在宜君小石崖养病，未能参加会议。
包家寨会议是在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与会人员以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了照金根据地失败的教训，清算了杜衡的“左”倾机会主义，统一了思想，对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会议开了三天，与会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做出三项重大决策：一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二是向陇东南梁进军，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三是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北、陇东、关中3个游击区，建立庆阳、合水、保安、安寨4支游击队。
（包家寨会议会场）
包家寨会议后，1933年11月8日，在合水县平定川的莲花寺，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第四十二师。500多名红军将士精神饱满，在刘志丹的指挥下，首先进军南梁，扫除南梁周围的地主武装和反动民团。在南梁周围的平定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东华池、葫芦河一带广泛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分粮食，激发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帮助建立农民政权，全面展开了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包家寨会议从危急中挽救了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并且确定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战略重点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成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来源丨《陇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