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从来不乏梦想——从普利茅斯“五月花号”到温斯洛普“山巅之城”，从富兰克林“致富之路”到马克·吐温“镀金时代”。十九世纪中期前后，受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仅新英格兰地区便涌现出大大小小数十个乌托邦社团。作家霍桑参加的波士顿近郊布鲁克农庄（Brook Farm），或许是其中名气最大的一个；而存续时间最长的，则是纽约州中部山区的奥奈达（Oneida）公社。
霍桑在小说《福谷传奇》中详细描摹了布鲁克农庄的社会改造计划，并着力刻画知识女性为争取平等权益而不懈奋斗的场景——这也是当时社会改进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曾为霍桑作传的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对这一话题也极为关注，他在创作《波士顿人》时明确表示：“希望写出一部非常具有美国特色的故事”，并描绘出当时“妇女的处境、性别意识的衰退以及她们的那种躁动”。与霍桑笔下的布鲁克农庄相比较，詹姆斯小说人物的生活态度显然更为激进，比如主人公塔兰特（Seleh Tarrant）医生（催眠师）：“（他）此前生活在卡尤加（Cayuga）公社，那里没有婚姻家庭，也没有男女之别。”——很显然，小说中的印第安地名卡尤加影射的正是现实中的奥奈达，而催眠师塔兰特的原型无疑是其创始人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1811-1886） 。
诺伊斯出身于佛蒙特州名门望族，其父曾任国会议员，政治家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是他最著名的弟子。诺伊斯早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初学法律，后转为神学。为了成为一名牧师，他于1832年进入安多弗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一年后转入耶鲁神学院（Yale Divinity School）深造。正是在纽黑文，诺伊斯在一位保禄会（Paulist）牧师的影响下，逐步形成了自己关于救赎之道的新观点，即“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其核心教义是，私人占有是一种罪恶，只有大公无私地分享上帝赐予的所有幸福，才能臻于至善。诺伊斯宣称，基督已于公元70年第二次降临人世，最后的审判正日益临近，因此唯有迅速采取行动才能确保获得救赎：根据他的理论，信徒通过分享，最终可以实现耶稣的千禧王国（Millennium），而且可以在此世（不必等到天堂）享受完美生活。
诺伊斯的神学思想最初受到卫斯理（John Wesley）“循道宗”（Methodism）的启发，后者认为信徒只要遵从“上帝的旨意”，就可以“从所有罪恶中瞬间解脱”，从而过上“内心喜乐”、无愆无罪的生活。在卫斯理“遵循神圣法律行事”这一主张基础之上，诺伊斯又吸收了英国哲学家洛克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然权利”学说，强调个人的行为主体性——如此一来，就与公理会的正统观念产生了冲突。随后，他被暂停公理会牧师一职（意味着被剥夺公开布道的权力），并被责令退学。
1836年起，诺伊斯在家乡帕特尼（Putney）举办“圣经学校”（Bible School），后更名为帕特尼“调查学会”（Society of Inquiry），并创办《完美主义者》（The Perfectionist）杂志，宣传他的“圣经共产主义”（Bible Communism）思想。诺伊斯口才雄辩，巨笔如椽，吸引了当地不少信徒，其中包括他未来的妻子哈丽特·霍顿。两年后，组建帕特尼公司（其启动资金主要是诺伊斯继承的家族遗产和霍顿家族的资助）。1844年，摩门教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力主实行一夫多妻制）被谋杀，其继任者率信众逃亡至犹他州盐湖城方才安定。同样，倡导“混合婚姻”（Complex Marriage）的诺伊斯感到自己随时也有被杀的危险，于是开始制定搬迁计划。
1847年，完美主义者全国代表大会在纽约州北部（莱兹维尔）举行，来自新英格兰、新泽西和纽约的个人及团体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将帕特尼公司改组为奥奈达公社——地址坐落在纽约州麦迪逊县的奥奈达印第安部落保护区。公社以两千美元的价格购得四十英亩土地（其后扩展至两百七十五英亩），并着手兴建屋舍。1848年，即马恩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同年，诺伊斯率领数十位成员开始了他们的寻梦之旅。诺伊斯声称，“人可以在人与上帝之间达到一种至善的爱的境界”——他本人时刻感受到上帝的召唤：必须肩负引导信徒成为完美人类的使命。
在当时的美国思想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傅立叶的学说影响最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门徒布里斯班（Albert Brisbane）以及著名报人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宣传推广。格里利是《纽约论坛报》主编，对社会现实严重不满，思想左倾，在1850年代曾聘任流亡伦敦的马克思为该报特约通讯员，负责撰写时事评论（直至内战爆发，双方合作长达十年）。受傅立叶等人影响，格里利主张以“社团”（Association） 取代“镇区”（Township）。社团按照兴趣和行业联合，目的是保证每个人获得以下各项权利：“一座体面又宽敞的房屋；完整又全面的教育；安定的生活；劳动的机会；公平的报酬；愉快的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格里利坚信，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才能真正享受到幸福，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奥奈达公社以傅立叶学说为指导思想。傅立叶强烈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组织方式，认为现行婚姻和家庭制度建立在感情受压抑和妇女低人一等的基础之上，属于“反自然的”社会现象。他坚信激情（或情欲）源于自然，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而资产阶级设定的道德标准则有害于人类。这种家庭结构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源泉，因此必须加以根除。为革除一夫一妻制的种种弊端，傅立叶作出天才的设想——以“法朗吉”或“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即一小群人共同生活并严格实行军事化管理）的方式重组社会，进而达到真正的道德完善。
奥奈达公社的建筑设计正是以“法伦斯泰尔”为蓝图。它的主体建筑共有两层，一条长廊将主楼、侧楼和附属建筑连成一体。正对大门是一个敞亮的大厅，两旁分别是大会客室和图书室；此外还有公共食堂，游戏室，医务室，以及约两百个类似修道院的单人卧室（cell）。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有室内设施无不精挑细选，令人赏心悦目：红木家具、大理石餐桌、玻璃橱柜、宽背沙发、打蜡地板、墙壁挂毯……圆形餐桌中央是一个摆放各式小菜的转台，只要稍一旋转，每个人都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菜肴（厨房甚至有社员自行设计的自动洗碗机）。尽管当时美国中央暖气尚未普及，但公社已经配备了完好的管理取暖设备——与美国普通家庭相比，公社的平均生活水准至少领先半个世纪。
与小农经济为主的布鲁克农庄等不同，奥奈达公社自成立之日起一直致力于发展工商业——诺伊斯不仅是热忱的宗教家，而且拥有灵敏的“商业嗅觉”。在他的策划下，公社成员在建设农场的同时也开始生产服装鞋帽一类生活用品，很快他们不但实现了自给自足，还从日用品及农副产品销售中获得收益，并将其作为共同体未来的发展基金。不久，他们又与一位捕捉毛皮兽的猎人合伙建立一个五金厂——1850年代，美国皮毛业迅猛发展，公社出产的捕兽器供不应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内战结束后，一批技术娴熟的退伍老兵加盟，使得奥奈达捕猎器材成为市场知名品牌。1860年代中期前后，他们开始涉足丝织业，并斥巨资（三万美元）在山谷建造大型水力工厂。动力问题解决后，公社又投入餐具及银器加工制造业，同样大获成功（被选定为丹麦公主的婚礼用具），此后奥奈达餐具也成为公社的支柱产业。
按照诺伊斯之前的承诺，在公共财政资金充裕的情况下，逐步改善和提高公社成员的生活质量乃是公社的“头等大事”。就日常生活而言，公社每天免费提供两到三餐；公社的裁缝、衣帽工和鞋匠，负责修补所有衣物；地下室并附设土耳其浴室。相比而言，公社的业余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为此诺伊斯要求将工作时间缩短为每天六小时，而当时大部分工厂工作时间为十二小时），门球场、棒球场和游泳池一应俱全；社员工作之余可以在奥奈达湖划船、垂钓；周末舞厅有集体舞会；并有专门的管弦乐队和剧团，提供舞台娱乐表演。此外，奥奈达有常驻医生，常年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教育当然也是免费，从托儿所到中学——在社区学校上学到十六岁以后，抱负远大的学生被送往哈佛和耶鲁深造，成为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他们中许多人毕业后都回到奥奈达工作）。
毋庸置疑，奥奈达公社在社会、经济和民生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也比其他绝大部分乌托邦社区持续的时间更长（公社在变更为奥奈达公司之前存在三十三年）。这一方面说明诺伊斯以计划经济为根本、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战略思维堪称神来之笔（他个人自诩为“商业共产主义的神学正义”），另一方面也说明社区的规划管理卓有成效，尤其是公社内部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mutual criticism）运动，大大增强了社团的凝聚力，同时也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诺伊斯坚信，为了达到道德上的完美，必须进行长期的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这是公社处理内部矛盾和人际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某一位公社成员背离了行为准则，或者由于工作疏忽造成集体损失，他将在公社成员会议上受到批评（与会者轮流发言，此时被批评者只能保持沉默，虚心接受）。根据诺伊斯的建议，公社成员被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约十到十五人（男女人数大致相当）。这样的批评教育也是公社的“日课”，其内容则无所不包：从防止劳动中偷懒取巧，到防范一对男女突然产生“特殊爱情”；从公开的神学争论，到个人私生活——以此提升规范意识、整肃风气，进而达到道德改进（moral regeneration）。比如有一名产品推销员，任务完成后与顾客聊天时间太长，超出了公社规定的时限，结果被责令在小组会议上自我反省，随后被调离原工作岗位。再比如说，公社创建初期，缺乏经济实力，为了控制生育，公社明文规定每一位男性实施特定的避孕措施，如若失败便会受到严厉批评。
对于违规者的批评通常由其同伴，尤其是“最完美的长者”来施行，绝大多数时候，当然只能是诺伊斯本人——他是公社的首席神学家和“精神之父”。诺伊斯自称能与神（以及使徒保罗）“直接沟通”，显然比其他人精神更完美。本着治病救人的方针，诺伊斯的诫勉谈话（Home Talk）循循善诱，往往能够触及灵魂——经过他的批评教育，违规者会立即幡然悔悟。如果错误性质过于严重，触犯公社的基本原则，就需要召开公社全体成员大会进行表决——据说在公社三十余年历史中，只有一名成员经过这一程序被开除（因为未经组织批准私自结婚）。
随着公社的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只是纠正个人错误行为的方式，更成为公社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与此同时，它也变成新进社员能否经受奥奈达严格管理制度考验的重要依据。天主教的经忏师只能聆听单个“罪人”的忏悔，而诺伊斯的发明则使得所有人都不得不将自己的丑行公之于众——当众认错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得当事人和听众同样感受到心灵的震撼。然而在实践中，这一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相互批评的尺度往往难以掌握——日后公社内部几大派别明争暗斗，并最终导致社团瓦解，其实此时早已埋下伏笔。
尽管公社社员不无微词，但诺伊斯本人对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社团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却评价甚高：“我们的目标是自我完善。我们已经从许多经验中发现：忠实，诚实，敏锐，和讲真话的自由批评是实现该目标的最佳方法之一。”——因为自始至终，只有诺伊斯享有绝对豁免权：他自信完美的领导身上不存在嫉妒和过失，所以他不接受任何批评意见（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852年，他被罢免，但旋即重新掌权）。然而，正如其他若干举措一样，诺伊斯的这一政治发明也招致外界的严厉批判——1878年《纽约时报》一篇报道认为：诺伊斯“通过相互憎恨的结合将他的追随者捆绑在一起，这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变态的）天才”。
诺伊斯在奥奈达最臭名昭著的一项举措是“混合婚姻”制。该制度规定社区中每一位成员原则上是每一位异性的配偶，即“自由情爱”(free love) 。诺伊斯认为，从生理上看，男女都有好色/色情（amative）本能；女人除了色情，还有生育（propagative）本能。通过重新解读圣经，诺伊斯将性行为分为两类：一为逐乐，一为繁衍，并宣称上帝规定前者“更重要”，因为伊甸园被逐后，女性才开始承担生育之苦，而在此之前，男女双方其乐融融。此外，诺伊斯对伽伐尼（Luigi Galvani）的生物电学说颇有研究，认为情爱可以产生能量，“足以抵御死亡”。因此，活动越频繁，人体内能量越均衡，越有利于身心健康。
诺伊斯对《创世纪》进行了创造性解读。经文上说，女人是作为男人的伴侣被创造出来，但圣经并未明确交待她的母性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女性的情爱和生育相分离（解放妇女生育）不仅是女权主义的要求，更关乎宗教信仰。众所周知，维多利亚时代普遍信奉生育是妇女的“本能”。1848年7月，美国妇女大会召开，女权运动领袖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等人呼吁妇女平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要求扩大妇女的社会活动范围，但并未提出任何减轻妇女传统家庭职责的举措——母性崇拜是十八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传统，直至二十世纪，另一位著名女权主义者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演讲中仍为小说家伍尔夫仅有文学作品传世深感惋惜：“女人应当生孩子，这是一项公共事业（public business）。”
诺伊斯断言，女性的生物性（biology）未必是她的宿命。他列举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和妻子结婚六年，妻子五次怀孕（五次难产，结果只有一个孩子存活），痛不欲生。为了解除妻子的痛苦和烦恼，诺伊斯发明男性“中止以避孕”（coitus reservatus）法：据说施行一段时间后，他与妻子的性生活取得前所未有“令人愉悦的”效果。他相信此法完全可以将女性从“生育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可以与伴侣畅享轻松自在的性生活，而不必担心怀孕。由此，被解放的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在公社享受自由平等的工作和生活。
跟当时美国妇女长裙及地、束腰收胸的装扮不同，在诺伊斯倡导下，奥奈达妇女改穿宽裤，短裙过膝，头发随便一扎——根本不会像中产阶级妇女一样每天需要花费数小时穿着打扮——不影响田间劳作和娱乐休闲。从播种收割/车间劳动到拖地洗碗，公社所有农活/工作及家务统统由男女平均分担。诺伊斯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所谓性别分工“违背自然”——“女性和男性一样善于奔跑，从事各项户外运动——但童年以后，她们便被排斥在外”，他的理想是必须让女性“重回黄金时代”。1856年，美国《医疗改革杂志》调查四百五十名已婚妇女，其中四分之三体弱多病（effeminacy）。但诺伊斯认为这并非妇女天性：公社女性每日户外劳动，享受自由情爱，浑身“充满活力”（vital energy）。照他的看法，生病的是美国社会，而非美国妇女。
比“自由情爱”更遭人诟病的是优生制度（stirpiculture）。1860年代，受到当时流行的“优生学”（Eugenics）学说影响，为了培养奥奈达公社事业的接班人，诺伊斯决定成立一个计生委员会，由二十七位核心成员组成，负责挑选身体素质和道德品质同时符合标准的男女进行优生实验。诺伊斯本人身体硬朗，道德完满，自然是不二人选——其后十余年间公社出生的新生儿总计五十八名，其中九名是他的孩子。进入1870年代，诺伊斯已年近七旬，仍热衷于此道。许多情况下，公社取得生育指标的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同龄男子，因此诺伊斯此举难免带有霸道强制的意味。这不仅引发公社内部其他资深成员的嫉妒和不满，更招致外部人士的奚落和痛斥，其中最猛烈的抨击来自“美国历史上最可畏的道德审查官”科姆斯托克（Anthony Comstock，1844-1915）。
科姆斯托克一向以“道德洁癖”自矜。他曾在纽约创办“制止罪恶协会”，主张向一切“诲淫诲盗”的罪恶行为开炮：他怒斥萧伯纳戏剧《华伦夫人的职业》“有伤风化”，并力促将在《草叶集》中公开“宣扬性爱”的诗人惠特曼开除出内政部。他的同道中人既有鼎鼎大名的“高露洁”（Colgate）制造商塞缪尔·科尔盖特，也有商业银行家J.P.摩根（尽管后者本人也收藏情色作品），而他最得意的门徒则为日后担任中情局长的胡佛。1873年，科姆斯托克在正统人士支持下，成功说服国会通过以他本人命名的“反淫秽法”，禁止一切淫秽作品的出版和传播。根据这一法令，奥奈达公社的出版物《美国社会主义者》（The American Socialist）因为宣扬“自由情爱”被查封。紧接着，科姆斯托克又开始着手调查诺伊斯的强奸罪和猥亵少女罪——这两项都是重罪——一旦坐实，最高可能判处终身监禁。诺伊斯闻讯，仓皇出逃加拿大，直至1886年病逝于斯。
奥奈达公社尽管宣称“自由情爱”，但事实上既缺乏情爱自由，也缺乏婚恋/生育自由，与进步主义的女权运动大异其趣，但公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对资产阶级传统婚姻家庭观，试图开辟一条合作化生产和男女平等的生活新路，因此至今仍不乏进步意义。公社的意识形态是基督教完美主义，而其灵魂人物则是宗教领袖诺伊斯——诺伊斯本人被少数信徒奉为“圣人”，可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却将他视为情圣卡萨诺瓦（Casanova）和恶魔希特勒的合体。在各方压力之下，诺伊斯被迫出走，也就意味着公社失去了核心，其土崩瓦解也就势所必然。
相比于果园农庄以及布鲁克农庄等世俗乌托邦社团，奥奈达（以及临近的宗教团体“震颤派”，Shakers）公社持续的时间较为长久。前者一旦资金筹措不足，便会陷于进退维谷，其成员也会作鸟兽散（如霍桑），而后者具有强烈的宗教献身精神（乐于捐赠部分或全部家产），且凝聚力较强——步调一致容易得胜利。当然，很大程度上后者的成功取决于领袖的个人魅力（Charisma）。1875 年，诺伊斯指定自己的儿子西奥多担任公社最高领导人，可惜西奥多并不具备父亲的才能，内部拥立、反对和中立三派相互争斗，奥奈达公社走向分裂。187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大萧条，公社产品在市场滞销，周转资金告急，银行债务更无力偿还。1881年，公社被迫宣布解散，改组为股份制企业，名为“奥奈达社区有限公司”（The Oneida Community Limited）。该公司专注于银器制造加工业，在市场广受赞誉。到1970年，该公司已经成为一家销售额达一亿美元的大企业。进入新世纪，虽然屡经更名并购，但该公司至今仍保持强劲的生机和活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公司出产的银器多为婚礼定制（与洁白的长裙相配）——从倡导“自由情爱”和“混合婚姻”的激进主义到美国体面家庭的守护神，从宗教乌托邦公社变身为股份制上市公司，充分体现了“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柯立芝语）这一至高无上的价值理念。
远在异国他乡的诺伊斯对公社的解体痛心疾首。最让他痛心的是经过科学优生法筛选和培养的公社事业接班人（尤其是1870-1880年间生育的第三代）全然背弃了父祖辈的理想——通过投票表决，他们竟然宣布彻底抛弃诺伊斯亲手制定的基本原则，重回一夫一妻制和传统家庭生活。从这一点看，尽管奥奈达公司此后延续若干年，但从那一刻起，它已然名存实亡。
值得注意的是，以奥奈达公社代表的美国十九世纪中期乌托邦社团运动和太平天国起义大致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相同之处还在于，诺伊斯和洪秀全都宣称他们的事业受到上帝的呼召（Calling）。所不同的是，前者只是在小规模的“场所”（topos）进行社会改造实验（公社成员最多时不过三百人），后者却直接掀起大规模的暴力革命——虽然未能推翻满清统治，却也震动大半个中国。
可见，美国不仅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更是各种思想学说的试验田。奥奈达的情爱论和婚姻观与清教氛围浓郁的美国土壤可谓扞格不入，然而美国社会对此却显示出宽宏大量。在美国人心目中，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的真理，任何学说都要拿到“思想市场”（Thought Market）经受实践的检验，此即为威廉·詹姆斯所谓美国人的实用主义。
作为两百年前“山巅之城”理想的翻版，诺伊斯的奥奈达公社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美国梦。事实上，直至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建立两性自由平等的和谐社会这一这一美好愿景依然无法实现。尽管如此，它却代表了人类永恒的精神追求，正像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所说，“我们的灵魂是三桅杆帆船，它一直在寻找它的伊卡里亚（Icar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