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一定是在澎湖湾的，这样的错觉像真理一样，让我无由不信。
无论我身处何方，对外婆的怀念恍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而且“一遍遍怀想”，眼前也不是老家天水的黄土高坡，而是“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
年少时刚刚学唱《外婆的澎湖湾》，我的外婆却离开了人间，那时的我虚头巴脑地酷爱艺术，可找遍所有关于外婆题材的表达，发现唯有《外婆的澎湖湾》才能抵达我的内心：“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也曾暗自算过，幽居大陆腹地的天水与镶嵌在台湾海峡的澎湖湾，直线距离至少在四千里以上，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而外婆生活半径的极限，也只到过一次西安。澎湖湾到底算什么湾，外婆一定没有任何概念。一支歌，就这样以地老天荒般的力量和旋律，成为外婆的天堂。
也是巧了，外婆家的村子叫湾子，冥冥中与澎湖湾共享一个“湾”字。小村只是在三十里铺和四十里铺之间的拐弯处安营扎寨，于是叫湾子了。一条沙土路由东向西穿村而过，埂子西头是大片的芦苇荡，村东的埝渠上有两台古老的水磨，北边是一条不知从哪里流过来的耤河。那是我儿时见过的最大的河，雷雨季节，它玩命地冲开堤坝朝两岸的庄稼施暴，一到春冬，便累得像一根遗失在乱石和浅滩上的瘦缰绳，只是结冰时，那蜿蜿蜒蜒的晶亮，如大地睁开的明眸，与天上的银河比对光芒。
那便是外婆的世界了，也是我曾经的世界。
当时的外婆尚未到“拄着杖”的年岁，却常常“将我手轻轻挽”，往往是去埝渠洗衣裳，或者去自留地摘茄子，再或者，磨面，“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路讲给我的神奇故事，往往从“好早以前，后头庄里”开始。后头庄里是外婆的娘家，那里“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
外婆其实是大家闺秀的，却遵“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家训，大字不识一个。从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外婆一口气给我生了七舅两姨，还有我的母亲。我索性把众舅们归了类，四舅以上统称大舅舅，四舅以下统称小舅舅，其中七舅年龄小于我，便甘拜下风喊我哥。和小舅们惹猫斗狗免不了的，逼疯了，我就背水一战，喊着外婆的名字大骂。唯有那时，外婆才决然变脸，揪着我的耳朵吼：“我的名字是给你取的？你给我滚！”
可我愤然回家不到三天，就梦到外婆了，还会梦到沙土路上奔跑的大卡车，梦到和小舅们去耤河玩水，还有四舅的藏书、大舅的板胡、二舅哼唱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什么的。而外婆也会把话捎来：“还是来吧！”来是来了，但是和小舅们的热乎不过三顿饭，又斗得鸡飞狗叫。
外婆便叮嘱四舅：“给小孽障一本闲书，安稳一下，免得上房揭瓦。”
外婆看透了我的小脾性。有书在手，纵有炮火连天，我也无动于衷，但我偶尔也会“噗嗤”一笑，有时为书中的趣闻，有时为小舅们两败俱伤的嚎哭而幸灾乐祸。“噗嗤”之后，我照样回归于沉静。
外婆就叹：“这娃见了书就乖得不成样子，也不晓得是谁转世的。”
二十多年前我远赴天津工作，便很少有机会再去湾子，但造访台湾的机会却频频增多。每次从台北奔高雄，大巴都要沿台湾海峡南下，途径嘉义，对岸就是澎湖列岛了，但见几十个小岛影影绰绰，烟波浩渺。
台湾朋友告诉我：“我发现兄的目光定神了，如果不出海，澎湖湾的真容是看不清的。”
我答非所问：“我的外婆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
“不！兄的外婆在澎湖湾呢。”
我轻轻握紧了台湾朋友的手，一时泪眼迷蒙。再眺澎湖湾，外婆分明在着的，她在椰林里，在沙滩上，而那位老船长，该是我的外爷吗？
我轻轻唱起了《外婆的澎湖湾》，全车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窗外，并卷入了大合唱。人人都有自己的外婆，可我的外婆就是我的外婆，不是别人的。目光穿过台湾海峡，便是大陆，便是陇原，便是湾子了。恍惚间，湾子的白杨林变成了椰林，地埂变成了海浪，鸡冠花变成了仙人掌，似闻外婆的声音传来：“免得上房揭瓦。”
倘若外婆在世，老人家该“拄着杖”了，可我连给她送一根杖的机会都没有。
“下次来台，我一定领兄去澎湖湾看看。”台湾朋友说。
我哪敢应允，怕只怕找遍澎湖湾，却还是一支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