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党的诞生地的故事，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8月起，东方网“红色一平方公里”课题组实地调查走访上海“红色一平方公里”，通过历史资料遗址遗迹查询、老地图搜寻检索，力求还原党的红色起点的历史原貌。立足“红色一平方公里”，传承红色基因，需要全力保护发掘党的初心始发地，全力建设建党的故事传播高地，全力建设建党的精神研究基地，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场景和生动素材。
2021年第2期《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刊发课题组调研成果。一起来看——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打开上海地图可以发现，以中共一大会址为核心，东起顺昌路，西至思南路，北抵延安东路，南达合肥路，这周围大约1.8平方公里的“方寸之地”中密布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有关的重要革命历史旧址10多处。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起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召开了党的早期的多次重要会议，许多建党革命者在此居住，很多党的早期中央领导机构在这里成立，这里也是早期工人运动发祥地和党的文化战线的主阵地。这个区域被业内称为“红色一平方公里”。
2020年8月到2021年1月，本课题组用半年时间实地调查走访、查询历史资料查询，力求还原中国共产党历史起点的原貌，以勾勒出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复杂的社会场景。
一、关于“红色一平方公里”的历史地理简析
“红色一平方公里”涵盖的区域大多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及法租界新区。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麟桂与法国首任驻上海领事敏体尼正式签字换文，占地986亩的上海法租界就此建立。1900年法租界经历小幅扩张，1914年开始大幅扩张成立法新租界，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上海最好、最高级的住宅区。
（一）百年前后“红色一平方公里”的道路格局对比
道路是城市基础设施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课题组调用了该区域多张历史老地图，试图复原这一街区历史原貌。从《1917年法国新、旧租界地图》和《1920年法租界及延伸地图》对比看出，1920年与1917年相比，今陕西南路以西的法租界建筑面积明显增加，说明这一地区正在向建成区转化。课题组还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还原了一张1939—1940年版上海该地区老地图。俯瞰老地图可以发现，区域内道路纵横交错、横直有序，已具备现代城市的网格化街区雏形。将复原的老地图与现在中共一大会址附近区域相关资料比对后发现，尽管部分路名有所修改，但其道路格局与1920—1930年代基本保持一致。百年后的今天，这一地区网格化社区格局也未有大的变化，基本保持稳定。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基本业态
1921年，法租界新区沿望志路（今兴业路）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房屋簇新。这里靠近业已发展成熟的公共租界东区和法租界旧区，经由已修筑好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等主干道，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上述商业文化繁盛区。纵观下水道排水系统、自来水管道、电灯电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沿革，水、电、公交都伴随着道路的延伸而延伸。这些基础设施的空间演变与道路的空间变化基本吻合。
仅据1906年上海租界华商商业行业的一个统计，上海租界已有洋货业、纸烟业、皮货衣业、绸缎业、药业等52个行业，记录有店名的店号达3177户。其中，法租界地区共384户，占12%。在1939年版的地图上将范围扩大些看，当时法租界里的生活设施可以说基本完备：道路规整，有数量众多、行业覆盖广泛、分工精细的各类工厂、各类商业设施，有学校、医院、戏院、球场、书店书局等文教体卫设施，有会馆、公园、咖啡馆、茶室等娱乐社交场所，有寺庙、教堂等宗教场所，有银行、邮局、自来水、电力等基础设施。这些老地图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法租界的房屋属性、社区规划情况。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14处红色遗迹的内在关系
课题组走访了“红色一平方公里”内14处有据可考的旧址遗迹以及周边3公里区域内的7处重要旧址遗迹。14处旧址遗迹按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顺序罗列如下：平民女校旧址（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任弼时旧居及团中央机关遗址（1925年爱多亚路1472弄7号，后迁至北四川路大德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维经斯基旧居遗址（霞飞路71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大同幼稚园旧址（1931年春搬迁至法租界环龙路48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蒲柏路127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望志路106号）、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遗址（西门路泰康里41号）、《星期评论》编辑部遗址（白尔路三益里17号）、邵力子陈望道旧居遗址（白尔路三益里5号）、上海中山故居（莫利爱路29号）、又新印刷所旧址（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周边3公里区域内的7处重要旧址遗迹，包括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成都北路丽云坊，1928至1931年为中组部办公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新闸路经远里）、中共淞浦特委办公地点旧址（山海关路387弄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云南路447号，1928至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浙江路112号）。
“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这一系列革命旧址遗迹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三件大事和两个方面有关：
（一）三件大事
第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成为了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而维经斯基旧居遗址就在霞飞路716号。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进行具体筹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筹备召开中共一大。
第二，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一大”召开后，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中共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健全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第三，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这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二）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众多早期革命者确立信仰。“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里见证了多本马克思主义和党早期重要著作的诞生。《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约请翻译、审校定稿、出版宣讲都与这一区域相关。1920年初，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为自忠路163弄17号，现已拆除）的《星期评论》编辑部商讨后，决定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成后，于6月27日夜，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稿转送至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处校对审定。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又新印刷所正式出版。1920年9月，陈望道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局，专门委派李达分管宣传工作，主管党报党刊及书籍的发行。1921年9月，党领导设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地址位于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住进了距离渔阳里大约2.7公里远的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就在这幢沿街而建的旧式二层楼里，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老渔阳里2号相隔仅数十米的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这里是中国共青团的诞生地，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党的领导人曾在此学习，在这里确立信仰后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党的早期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社会活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劳动界》，其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会上，选举产生机器工会理事会，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临时会所设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为自忠路225号，现已拆除），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李中经常在渔阳里和机器工会之间从事革命工作。而1921年8月，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3弄），我们党建立了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2月，我们党领导建立了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
可以说，这些革命旧址遗迹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工作、战斗、生活、社交的见证，革命者们在这些地点的创党活动具有内在联系。
三、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一平方公里”诞生的客观必然性
（一）“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空间
上海的租界对中国产生了复杂而多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多个方面的近代文明。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附近这一区域当时被称为“法新租界”，是法租界的新区。旧上海“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三界的管辖区域、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各自独立。租界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管辖出现了空隙，而这一区域恰处于三界“夹缝”中，因此从事秘密活动相对就较为安全。法租界新区政治理念、制度设置和管理流程都在客观上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同时，法租界是上海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生活品位与宜居度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此外，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西的地方扩展，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所在的区域在1929年代的老地图上来看仍属法租界的边缘。资料显示，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原因就在于这一带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经济形态和人文环境
上海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到1920年代时，拥有超百万人口的上海的现代性、城市化和公共性属性已非常明显。上海也是中国工业和产业工人的重要聚集地，洋务运动之后，一批新兴企业在上海诞生，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在1939年版老地图上可以看到，“红色一平方公里”附近区域有大量华洋合办的各类工厂，这就使得早期的革命者可以在生活空间内接触到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从而促进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除了襟江带海的地理优势，上海还有着海纳百川的社会环境、精英集聚的人文环境、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和媒体传播网络。大量侨居的外国人以及随之涌入的国外思潮和众多外国商品，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较高的国际化水平，上海对舶来品的接受度和宽容度也都很高。
（三）“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人才优势，群英荟萃
上海是近代中国人才荟萃之地。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尤其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编辑部的入驻，一批学习机构相应建立，更是吸引了无数青年才俊，他们有的在此安家落户，有的路经此地而不忘探索革命之道。他们出入于上海渔阳里等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开启了新的人生，毛泽东、刘少奇、俞秀松、任弼时、陈望道等都是出入此间的杰出人物。事实上，1910年代，法租界这一区域就是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的聚居区域。从1915年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诸多革命党领导人物就集中在这一区域赁屋居住，设立革命机关，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早期领导者柏文蔚、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先后入住老渔阳里2号。另据资料，国民政府郭泰祺、杨杏佛、叶楚伧、戴季陶、沈卓吾都曾住在这一区域。在上海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又与这些当时思想先进的革命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依托“红色一平方公里”展开早期建党活动，与这里独特的地域社会特点、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思想思潮、宽松的文化氛围以及中国共产党乃至早期革命者的群星闪耀都有紧密联系。建党遗址遗迹集中在这里，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四、关于进一步保护和开发“红色一平方公里”的建议
“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见证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见证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起。立足这“红色一平方公里”，传承红色基因，擦亮红色文化品牌，能够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场景、生动素材等有力支撑。
（一）打造初心始发地红色地标
近年来，上海市区两级政府、政协委员、文史专家对“红色一平方公里”内的渔阳里区域高度重视。目前新、老渔阳里均已开放。从老地图上可以看出，新老渔阳里之间有弄堂贯通其间，可以从淮海中路(原霞飞路)直通南昌路(原环龙路)，这里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小道”。不过这条弄堂目前处于人为隔断的状态。应在打通道路新老渔阳里建党街区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规划，整合周边学校等文教设施，为“初心论坛”等红色文化品牌和党员学习教育设置长期固定场所。
（二）依法加强市区统筹挖掘红色资源
上海已启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工作，目前，《上海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草案）》正通过上海人大网、东方网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上海将进入依法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新阶段。建议创新体制机制，依法建立市、区两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制度，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统筹规划“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将区域内红色资源切实有效地保护起来，调动市区两级人财物等资源，抢救性挖掘“红色一平方”红色资源。对该区域的文物建筑以及相关遗址遗迹进行依法保护。在对中共一大会址周边的10余处建党旧址逐一修缮、提升保护等级的基础上，对建党遗迹勒石挂牌，突出中共建党的纪念氛围。融合实物、影像、艺术创作等多种形式，借助声、光、电等手段，推进“互联网+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可读可看的“红色一平方公里”展览展示。推动全市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的数字化建设，让革命遗址和文物史实活起来，拓展展陈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一系列口口相传的建党故事。集中一批党史党建专家，深入开展党的创建史研究，围绕党的诞生地进行课程研发，在“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培育打造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场景。
（三）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筹建红色文化基金会
经过走访发现，“红色一平方公里”内的大部分红色遗址遗迹已得到较好的保护，但是仍然存在少数红色遗址权属不清、建筑主体老化、周边环境杂乱乃至极少数遗址已荡然无存的现象。根据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三期）》等文件要求，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引导企业、银行、社会组织等参与红色旅游发展。建议设立“红色一平方公里”文化产业基金会，借鉴延安、遵义等地相关机构的经验，做好上海革命遗址遗迹的修缮、保护、开发、历史研究、教育等一系列工作；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的“沪浙红色旅游区”的教育、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鼓励在理论、技术、产品、服务、保护、宣传营销、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等积极创新探索；联合交通、旅游、文创等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统筹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做大做强红色文化交流平台和红色文创产销平台。
“红色一公里”是建党精神的承载地。可立足“红色一平方公里”的红色故事和百年巨变，深入开展建党精神研究，使建党精神列入中国革命精神谱系。在“红色一平方公里”研究和传承上，发挥集聚效应，形成全社会合力，全力保护发掘初心始发地，全力建设建党故事传播高地，全力建设建党精神研究基地。
讲好党的诞生地的故事，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8月起，东方网“红色一平方公里”课题组实地调查走访上海“红色一平方公里”，通过历史资料遗址遗迹查询、老地图搜寻检索，力求还原党的红色起点的历史原貌。立足“红色一平方公里”，传承红色基因，需要全力保护发掘党的初心始发地，全力建设建党的故事传播高地，全力建设建党的精神研究基地，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场景和生动素材。
2021年第2期《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刊发课题组调研成果。一起来看——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打开上海地图可以发现，以中共一大会址为核心，东起顺昌路，西至思南路，北抵延安东路，南达合肥路，这周围大约1.8平方公里的“方寸之地”中密布着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有关的重要革命历史旧址10多处。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红色起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召开了党的早期的多次重要会议，许多建党革命者在此居住，很多党的早期中央领导机构在这里成立，这里也是早期工人运动发祥地和党的文化战线的主阵地。这个区域被业内称为“红色一平方公里”。
2020年8月到2021年1月，本课题组用半年时间实地调查走访、查询历史资料查询，力求还原中国共产党历史起点的原貌，以勾勒出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克服重重困难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复杂的社会场景。
一、关于“红色一平方公里”的历史地理简析
“红色一平方公里”涵盖的区域大多位于当时的法租界及法租界新区。1849年4月6日，上海道台麟桂与法国首任驻上海领事敏体尼正式签字换文，占地986亩的上海法租界就此建立。1900年法租界经历小幅扩张，1914年开始大幅扩张成立法新租界，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当时上海最好、最高级的住宅区。
（一）百年前后“红色一平方公里”的道路格局对比
道路是城市基础设施中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课题组调用了该区域多张历史老地图，试图复原这一街区历史原貌。从《1917年法国新、旧租界地图》和《1920年法租界及延伸地图》对比看出，1920年与1917年相比，今陕西南路以西的法租界建筑面积明显增加，说明这一地区正在向建成区转化。课题组还根据《上海市行号路图录》，还原了一张1939—1940年版上海该地区老地图。俯瞰老地图可以发现，区域内道路纵横交错、横直有序，已具备现代城市的网格化街区雏形。将复原的老地图与现在中共一大会址附近区域相关资料比对后发现，尽管部分路名有所修改，但其道路格局与1920—1930年代基本保持一致。百年后的今天，这一地区网格化社区格局也未有大的变化，基本保持稳定。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基本业态
1921年，法租界新区沿望志路（今兴业路）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房屋簇新。这里靠近业已发展成熟的公共租界东区和法租界旧区，经由已修筑好的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等主干道，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上述商业文化繁盛区。纵观下水道排水系统、自来水管道、电灯电话设施、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沿革，水、电、公交都伴随着道路的延伸而延伸。这些基础设施的空间演变与道路的空间变化基本吻合。
仅据1906年上海租界华商商业行业的一个统计，上海租界已有洋货业、纸烟业、皮货衣业、绸缎业、药业等52个行业，记录有店名的店号达3177户。其中，法租界地区共384户，占12%。在1939年版的地图上将范围扩大些看，当时法租界里的生活设施可以说基本完备：道路规整，有数量众多、行业覆盖广泛、分工精细的各类工厂、各类商业设施，有学校、医院、戏院、球场、书店书局等文教体卫设施，有会馆、公园、咖啡馆、茶室等娱乐社交场所，有寺庙、教堂等宗教场所，有银行、邮局、自来水、电力等基础设施。这些老地图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法租界的房屋属性、社区规划情况。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14处红色遗迹的内在关系
课题组走访了“红色一平方公里”内14处有据可考的旧址遗迹以及周边3公里区域内的7处重要旧址遗迹。14处旧址遗迹按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顺序罗列如下：平民女校旧址（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任弼时旧居及团中央机关遗址（1925年爱多亚路1472弄7号，后迁至北四川路大德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维经斯基旧居遗址（霞飞路71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大同幼稚园旧址（1931年春搬迁至法租界环龙路48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宿舍旧址（蒲柏路127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望志路106号）、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遗址（西门路泰康里41号）、《星期评论》编辑部遗址（白尔路三益里17号）、邵力子陈望道旧居遗址（白尔路三益里5号）、上海中山故居（莫利爱路29号）、又新印刷所旧址（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周边3公里区域内的7处重要旧址遗迹，包括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号）、中共中央组织部遗址（成都北路丽云坊，1928至1931年为中组部办公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新闸路经远里）、中共淞浦特委办公地点旧址（山海关路387弄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云南路447号，1928至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地）、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浙江路112号）。
“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内的这一系列革命旧址遗迹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三件大事和两个方面有关：
（一）三件大事
第一，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陈独秀担任书记，成为了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而维经斯基旧居遗址就在霞飞路716号。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由李达、李汉俊出面进行具体筹备，致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委派代表，筹备召开中共一大。
第二，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一大”召开后，老渔阳里2号成为中共中央局办公地。中共中央局依据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健全中央和地方组织机构，宣传马克思主义，统一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各地党组织迅速开展各项工作。
第三，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这次大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二）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众多早期革命者确立信仰。“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里见证了多本马克思主义和党早期重要著作的诞生。《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的约请翻译、审校定稿、出版宣讲都与这一区域相关。1920年初，陈独秀、沈玄庐、戴季陶、邵力子等人在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为自忠路163弄17号，现已拆除）的《星期评论》编辑部商讨后，决定约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成后，于6月27日夜，委托俞秀松将《共产党宣言》译稿转送至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处校对审定。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的又新印刷所正式出版。1920年9月，陈望道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外国语学社亲自讲授《共产党宣言》。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局，专门委派李达分管宣传工作，主管党报党刊及书籍的发行。1921年9月，党领导设立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地址位于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组织马克思、列宁著作的翻译出版。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住进了距离渔阳里大约2.7公里远的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就在这幢沿街而建的旧式二层楼里，他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老渔阳里2号相隔仅数十米的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这里是中国共青团的诞生地，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党的领导人曾在此学习，在这里确立信仰后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党的早期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社会活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劳动界》，其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会上，选举产生机器工会理事会，通过了《机器工会章程》。临时会所设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后为自忠路225号，现已拆除），这是中国产业工人在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工人党员李中经常在渔阳里和机器工会之间从事革命工作。而1921年8月，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3弄），我们党建立了第一个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2月，我们党领导建立了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平民女校，位于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
可以说，这些革命旧址遗迹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工作、战斗、生活、社交的见证，革命者们在这些地点的创党活动具有内在联系。
三、中国共产党在“红色一平方公里”诞生的客观必然性
（一）“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空间
上海的租界对中国产生了复杂而多面的影响，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多个方面的近代文明。望志路106号（中共一大会址）附近这一区域当时被称为“法新租界”，是法租界的新区。旧上海“一市三治”——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三界的管辖区域、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各自独立。租界的存在使中国的政治管辖出现了空隙，而这一区域恰处于三界“夹缝”中，因此从事秘密活动相对就较为安全。法租界新区政治理念、制度设置和管理流程都在客观上为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同时，法租界是上海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从道路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生活品位与宜居度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政治精英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此外，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路以西的地方扩展，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所在的区域在1929年代的老地图上来看仍属法租界的边缘。资料显示，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原因就在于这一带规划严格，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交通便利，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看中的。
（二）“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经济形态和人文环境
上海是一个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到1920年代时，拥有超百万人口的上海的现代性、城市化和公共性属性已非常明显。上海也是中国工业和产业工人的重要聚集地，洋务运动之后，一批新兴企业在上海诞生，从官办、官督商办到商办，经济活动十分活跃。在1939年版老地图上可以看到，“红色一平方公里”附近区域有大量华洋合办的各类工厂，这就使得早期的革命者可以在生活空间内接触到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从而促进中国革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除了襟江带海的地理优势，上海还有着海纳百川的社会环境、精英集聚的人文环境、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和媒体传播网络。大量侨居的外国人以及随之涌入的国外思潮和众多外国商品，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较高的国际化水平，上海对舶来品的接受度和宽容度也都很高。
（三）“红色一平方公里”有着独特的人才优势，群英荟萃
上海是近代中国人才荟萃之地。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尤其是陈独秀和《新青年》编辑部的入驻，一批学习机构相应建立，更是吸引了无数青年才俊，他们有的在此安家落户，有的路经此地而不忘探索革命之道。他们出入于上海渔阳里等地，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开展建党活动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开启了新的人生，毛泽东、刘少奇、俞秀松、任弼时、陈望道等都是出入此间的杰出人物。事实上，1910年代，法租界这一区域就是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的聚居区域。从1915年开始，以孙中山为首的诸多革命党领导人物就集中在这一区域赁屋居住，设立革命机关，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在安徽的早期领导者柏文蔚、北京五四爱国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先后入住老渔阳里2号。另据资料，国民政府郭泰祺、杨杏佛、叶楚伧、戴季陶、沈卓吾都曾住在这一区域。在上海的中共主要领导人又与这些当时思想先进的革命者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依托“红色一平方公里”展开早期建党活动，与这里独特的地域社会特点、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思想思潮、宽松的文化氛围以及中国共产党乃至早期革命者的群星闪耀都有紧密联系。建党遗址遗迹集中在这里，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四、关于进一步保护和开发“红色一平方公里”的建议
“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见证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见证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起。立足这“红色一平方公里”，传承红色基因，擦亮红色文化品牌，能够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鲜活场景、生动素材等有力支撑。
（一）打造初心始发地红色地标
近年来，上海市区两级政府、政协委员、文史专家对“红色一平方公里”内的渔阳里区域高度重视。目前新、老渔阳里均已开放。从老地图上可以看出，新老渔阳里之间有弄堂贯通其间，可以从淮海中路(原霞飞路)直通南昌路(原环龙路)，这里被后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小道”。不过这条弄堂目前处于人为隔断的状态。应在打通道路新老渔阳里建党街区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规划，整合周边学校等文教设施，为“初心论坛”等红色文化品牌和党员学习教育设置长期固定场所。
（二）依法加强市区统筹挖掘红色资源
上海已启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工作，目前，《上海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草案）》正通过上海人大网、东方网等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上海将进入依法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新阶段。建议创新体制机制，依法建立市、区两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制度，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职责，统筹规划“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将区域内红色资源切实有效地保护起来，调动市区两级人财物等资源，抢救性挖掘“红色一平方”红色资源。对该区域的文物建筑以及相关遗址遗迹进行依法保护。在对中共一大会址周边的10余处建党旧址逐一修缮、提升保护等级的基础上，对建党遗迹勒石挂牌，突出中共建党的纪念氛围。融合实物、影像、艺术创作等多种形式，借助声、光、电等手段，推进“互联网+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可读可看的“红色一平方公里”展览展示。推动全市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的数字化建设，让革命遗址和文物史实活起来，拓展展陈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一系列口口相传的建党故事。集中一批党史党建专家，深入开展党的创建史研究，围绕党的诞生地进行课程研发，在“红色一平方公里”区域培育打造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场景。
（三）搭建社会参与平台，筹建红色文化基金会
经过走访发现，“红色一平方公里”内的大部分红色遗址遗迹已得到较好的保护，但是仍然存在少数红色遗址权属不清、建筑主体老化、周边环境杂乱乃至极少数遗址已荡然无存的现象。根据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三期）》等文件要求，积极整合各类资源，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引导企业、银行、社会组织等参与红色旅游发展。建议设立“红色一平方公里”文化产业基金会，借鉴延安、遵义等地相关机构的经验，做好上海革命遗址遗迹的修缮、保护、开发、历史研究、教育等一系列工作；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的“沪浙红色旅游区”的教育、旅游、文化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鼓励在理论、技术、产品、服务、保护、宣传营销、发展模式和体制机制等积极创新探索；联合交通、旅游、文创等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统筹推进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做大做强红色文化交流平台和红色文创产销平台。
“红色一公里”是建党精神的承载地。可立足“红色一平方公里”的红色故事和百年巨变，深入开展建党精神研究，使建党精神列入中国革命精神谱系。在“红色一平方公里”研究和传承上，发挥集聚效应，形成全社会合力，全力保护发掘初心始发地，全力建设建党故事传播高地，全力建设建党精神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