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于个人、对于国家、对于世界，都是艰难的一年，战战兢兢即将走完不同寻常的365天。
马上到了岁尾收官的时刻，突然想起了三十年前自己的一个承诺：我该在这年再登一次泰山！
那年我第一次登泰山，气喘吁吁的攀上十八盘，登临南天门，走向玉皇顶。
记得那时天色傍晚，天边有了些许晚霞，我疲惫的往前走着，寻找住处，想第二天早起看日出。最后如愿在观日出的上方找到最好客栈的最佳位置，第二天在房间里就可以看日出。
于是我对自己承诺：三十年后，老子还要来一次，还走这条线路。
这些年我为了看风景，走过了很多名山大川，但在心目中，泰山的分量一直没有减轻，其他山峰再好看，看的只是风景，而泰山看的是国家，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历史。
中国有五岳，但是没有那座山的文化分量能同泰山相比，在古代，它是政权根基，皇家封禅之地；而今天，它依然是国家与民族的象征。
1990年，我第一次登上泰山。
想想，三十年前那次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年春天我到了一个新单位从事文秘工作，事情相当多，非常繁忙，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到了7月中旬，有天上班后领导突然开会，宣布单位要集体去旅游，一共是三天。
同事们一片欢腾，但我马上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不想与单位一起去群游，而是马上回家收拾东西，中午就赶往火车站，我想去泰山。
其实回家收拾东西，主要是相机，那时我对摄影比较痴迷，除了自己有一台确善能单反相机，单位还有一套理光10相机，结果都带上了，还带上了三脚架，准备了5个彩色、5个黑白胶卷。
我盘算着，单位有三天假期，加上一个星期日（当时没有双休，星期六要上班，是1995年开始双休），我有四天时间，足够跑到泰山玩一下了。
我先坐慢车，两个多小时赶到锦州，然后在那里等待去往上海方向的火车（当时沈阳、长春、哈尔滨都有发往上海的特快列车），中途停靠泰安。
结果傍晚挤上了过路火车，但它泰安不停，要到济南中转。
虽然上了火车，但挠头的事也来了，不仅没有座位，就是过道里挤得满满当当都是人，站都没固定地方，这一夜可怎么熬啊！
但是那时年轻啊！无所畏惧！扛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我赶到了泰山脚下，记得很清楚，我在一个大娘的煎饼摊前，吃了几个煎饼盒子，然后开始爬泰山了。
我是从岱庙开始，走红门线路，最原始的攀爬方法，一路慢慢的走，慢慢的拍摄。
给我印象很深刻是两件事，一件事当年人们对于摄影还是很稀奇的事，看见我背着两个相机，都按着变焦大镜头（一个拍彩色，一个拍黑白），扛着三脚架爬山，都给我足够的尊重：搞摄影的太不容易了，快给他让让地方。
另外就是我看到了泰山的挑夫，古铜色的臂膀，粗壮的小腿，头也不抬的一路攀爬着，他们挑着砖石、水泥、粮食、啤酒和生活用品，似乎每一步都是沉重迈进，生活不容易，但是祖祖辈辈泰山人就这么走过来了。
我拍了不少泰山挑夫的照片，最难忘是这些画面一直印记在我的心里，这三十年里会时时的浮现，我觉得这就代表着一种精神，走一步就少一步，不能回头看。
这次泰山之行，是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独自旅行，而且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后来我在1994年与几个同事再次登泰山，还是走老路，这是我第二次登泰山，也过去二十六年了！但不知怎的，这次泰山的记忆不深，远不如第一次。
但到了2020年，我想起当年的承诺已经接近岁尾了，险些错过而失信啊！
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兑现承诺，在冬天里登一次泰山，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阻挡。
最后我的想法是12月20日出发，21日登山，走30年前的老路，上去不坐索道，从岱庙开始攀爬。
在泰山顶还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拍完日出后下山，但考虑自己腿承受不了，下山要坐索道。
但出发前我还是纠结了一下，犹豫了一个星期：
一是摄影器材带什么，要不要带长镜头，我虽然现在使用的微单，因为全部换成了专业的镜头和机身，分量还是很重的，器材的取舍是每次出发都要纠结的事，最后决定不带长头了；
二是疫情期间，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是当下最大的问题，密切观察那边的情况；
三是冬季爬山要穿什么衣物，什么鞋，要不要戴手套等，穿少了冷，多了登山就是负担。
感觉这次去泰山，比三十年前要纠结多了，难道真的老了吗？
太怀念三十年前那种无所畏惧，没有羁绊，任性和肆意的人生态度了。
附2013年写的当年登泰山时坐车的记忆：
1990年我头次登泰山，心潮澎湃，那时年轻，说走就走。
收拾好摄影包，扛起三角架，就挤上西去的火车。阜新到锦州这段还好，人不多，等到锦州转车时我才知道人满为患的可怕旅行。忘了那班夜车是哪里开向哪里的了，上车是途经，下车还是途经。
记住人多得难以下脚，挪动一步都费劲。好容易挤到中间，但放摄影包、三角架的地方都没有，行李架上也是满满的。
正在我一筹莫展时，站起一个老哥“你是搞摄影的吧，把东西放我这里”，他接过我的东西都放在他行李的上面了，接着把自己的座位让给我“你先坐会儿，我都坐累了，松快松快腿脚”。于是这一路老哥不断的松快腿脚，也不断的把我按在座位上，直到早上到济南下车，记得那时济南好像火车站改造，后来听说是扒掉了，可惜了。
而这班车当时在泰安不停，我也只好在济南下车，再转乘汽车。
老哥又要把我送到汽车站，背着他的大包好像也走了很远，当时好像是四点多，天还没有亮，他怕我找不到，再出什么意外。送我到汽车站后他又转回到火车站转车，老哥告诉我他是烟台人，我以后到烟台一定去找他，他写了一个地址给我。
于是我因为一个人，牢牢的记住了烟台这座城市。那里不仅产烟台座钟、产苹果、葡萄酒，还有一个在我心里分量很重的王姓老哥！我一定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