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远方去，因为，太近了没有风景！"
可身在北京，之所以选择"到远方去"，不是因为"太近了没有风景"，而是因为北京，早已变成了一座"堵城"，不但车到处被"堵"，就连徒步者也到处被"堵"，要想不被"堵"，只能选择"到远方去"！
北京郊区的寺庙就是不错的去处，一则"天下名山僧占多"，有寺庙的地方，除了"风水好"，自然景观更是周边最佳处；二则有寺庙的地方就有文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入寺庙多了，虽然成不了"高僧大德"，但也不会成为太俗气了！
古人曾用"南朝四百八十寺"来形容佛教的兴盛与寺庙的数量，可据《北平庙宇通检》记载：北京旧城内及近郊区有寺庙八百四十余处。
其实，在鼎盛时期，北平的寺庙早已超过了一千座，可谓"十步一寺，五步一庙"。据专家统计，北京寺庙的数量不但居全国之冠，而且不亚于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泰国曼谷等号称"寺庙之都"的城市。
北京近郊的寺庙，最著名的除了潭柘寺、戒台寺，就是位于房山的云居寺了，如果就价值而言--无论是文化价值、还是物质价值，恐怕要首推房山云居寺。
房山云居寺，又名西域寺，其全称为西域云居禅林，坐落于北京市房山区白带山 (因山腰有云似白带绕山而得名，又称石经山)西南麓，距北京城区75公里，原有建筑在抗日战争期间已毁，仅存塔数座和藏经洞中的石经。
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经过历代修葺，形成了五大院落六进殿宇。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宫、僧房，并有南北两塔对峙；寺院坐西朝东，环山面水，形制宏伟，享有"北方巨刹"的盛誉。
云居寺的南北有两座辽塔对峙，南塔又称藏经塔，地下有藏经穴，原塔已无存，现在正在复建。
北塔是辽代砖砌舍利塔，又称"罗汉塔"，始建于辽代天庆年间（1111～1120年），高30多米，塔身集楼阁式、覆钵式和金刚宝座三种形式为一体，造型极为特殊。塔的下部为八角形须弥座，上面建楼阁式砖塔两层，再上置覆钵和"十三天"塔刹。这种建筑形式无论在辽代，还是在中国现存古塔中都极具特色。
塔的四面各建有一座三米多高的小唐塔，为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间所建。塔身上雕刻着各种佛像，其中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所建的石塔，内壁雕刻有一个供养人，此人深目高鼻，推断应为外国人形象，这与当时唐代与中西亚交流广泛、大量任用外族为官有直接关系。雕刻的服饰十分华丽，线条细腻流畅，反映了盛唐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景象。
五塔形成一个整体，为中国金刚宝座塔(五塔)的早期实例，寺内及周围山上还有唐、辽、明各代建造的砖、石塔十余座，其中以石刻大藏经创始人静琬的墓塔--琬公塔和为纪念唐代金仙公主捐助刻经事业而建的金仙公主塔最为著名。
云居寺是佛教经籍荟萃之地，如今寺内珍藏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号称"三绝"。云居寺石经始刻于隋大业年间，当时高僧静琬受北齐南岳慧思禅师思想的影响，在石经山刻石造经。
静琬（？～639），隋代僧人。籍贯不详，又作净琬。《冥报记》卷上称为智苑。隋大业年中（605～617），静琬住于幽州（河北）智泉寺，鉴于北周、北齐之废佛，恐三灾坏劫而使佛法湮灭，发愿刻一切佛经于石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遁进道之资。遂于隋大业元年（605）于涿州白带山（今北京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造立《华严》、《涅槃》、《般若》、《宝积》等七室，山因之易名为石经山，后又改名石景山。另有部分石经置于山下云居寺之压经塔下。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至南北朝时期已极为盛行。随着佛教的盛行，寺院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家僧侣也急剧增加。如南朝梁武帝时，尊佛教为国教，仅京都一地就有佛寺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北朝北齐时全境寺院，竞达四万余所，僧尼三百万人之多。
为了控制寺院经济和僧尼数量，保证充足的徭役和兵役，再加上佛教内部的不法行为和与道教的矛盾，有的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抑制佛教发展的措施。如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就曾下令诛沙门，毁经像。特别是北周武帝建徳年间下令废佛教，前后三年间关、陇地区佛法诛除几尽。建徳六年武帝灭北齐后，将北齐的所有庙宇，充作王公第宅，命令三百万僧徒全部还俗。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废佛运动，对佛教是一次沉重打击，被称为佛教史上的前两次法难。受两次法难的刺激，佛教徒的末法意识迅速滋长。两次废佛运动，在慧思大师心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魏灭佛事件之后，教内教外的一系列末法现象，正是大师离开北方南下的原因。北周法难之时，正当大师暮年。他一生以末法思想作为他整个理论的出发点，不会不顾虑到在此五浊恶世，说不定什么时候再出现法难时，如何来保存佛经的问题。据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说"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闭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
受北魏太武帝灭佛的刺激以及末法观念的影响，为使佛法长住于世，广大信徒想出了将佛经刻石流传的办法。石刻佛教经典首先在北齐境内出现，当时已有三种形式的石经：刻于山崖上的，刻于地面巨石上的和刻于碑版上的。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徕山的《般若经》等，都是北齐时代的石刻佛经。
北齐的唐邕自天统四年至武平三年在石鼓山（今河北武安县北响堂山）刻了《维摩诘经》、《胜鬘经》、《弥勒成佛经》等许多佛教经典，并且留下有名的《鼓山唐邕刻经铭》，叙说唐邕当时刻造石经就是由于"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难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花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
这些石刻佛经，特别是唐邕镌刻石经的事业，对后代大规模的石刻佛经有很大的影响。北周废佛时，许多写在纸上的佛经都化为灰烬了，而北齐唐邕刻在石上的佛经却依然无恙。
静琬刻造石藏的目的，就是受到了慧思末法思想的影响，因为静琬刻经并不是为了一时的传播佛经，而是为了一旦遭到法难时，可以用此石经充作经本之用。正如他自己在贞观八年所题刻的残碑上所说的："此经为未来佛灭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
牛恒刚：2011年11月1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