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古城群达30余座，星罗棋布，距今约6000年～4000年，大洪水以后，由长江汉水下中游向中上游迁移。继之，长江上游成都平原古城址群，包括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8座古城，距今约4500年—3700年。成都平原古城址群自上世纪90年代陆续被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古城群，是江汉古城群的后开之花，尚属史前石陶玉器时代；而三星堆遗址却是成都平原古城群的继起之秀，进入金属器时代。近期，随着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成果的发布，神奇璀璨的文明，再一次吸引世界目光。
本文所谓“三汉商代铜器群”，特指：湖北“武汉”盘龙城商代早期铜器群，陕南“汉中”城洋商代早中晚期铜器群，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中晚期铜器群。
江汉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文脉，和黄河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本文重点介绍一下铜器进入发达时代的殷商时期，江汉平原商代早期武汉黄陂盘龙城铜器群，秦巴汉水商代早中晚期汉中城洋铜器群，二者铜器铸造技艺，影响促进了成都平原商代中晚期广汉三星堆铜器群的繁华。
因为在整个殷商时期，江汉平原、秦巴汉水和成都平原，均属巴蜀文化昌盛阶段。是《山海经》记载的“西南有巴国”，《吕氏春秋》记载的“汉南之国四十国”，殷墟甲骨文所称的“巴方”，《尚书.牧誓》所称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
偏居中原一隅的商王朝，最后一次迁都河南安阳殷墟，开始中兴，便不断发起扩张统一的战争，显然江汉平原是其率先争霸的地带，发达的湖北武汉盘龙城铜器群向长江及汉水上游迁移，促进了陕南汉中城洋铜器群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铜器群的发展壮大。而位于秦巴汉水的陕南汉中，是殷商王朝进行长达200余年争夺战久攻不克的地带，显然大后方四川广汉三星堆成为稳定发展的中心，才会出现繁荣昌盛的铜器群。
位于武汉北郊的商代盘龙城遗址，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现知布局最清楚、遗迹最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早期城址。自上世纪50年代发掘以来，至今已出土各类文物三千余件，其中数量最多的当属青铜器，制作精美，技术高超。
1954年，武汉遭遇百年难遇的特大洪水，因取土筑堤需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盘龙城这一商代瑰宝。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及其周围的杨家湾、王家嘴、楼子湾、李家嘴等商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发现，对于了解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分布、方国青铜器的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盘龙城地区的商代早期随葬青铜器的墓葬主要集中于李家嘴一带。大墓随葬青铜礼器有鼎、簋、鬲、甗、罍、盉、斝、觚斝、盘等，还有钺、戈、矛、刀等兵器。其陪葬墓也随葬有刀、锛、凿、锯、镞等青铜工具和兵器。属墓主的爵、斝皆 5件成套，是迄今所见商代早期墓葬中成套爵、斝等级最高的，为商代铜器组合中所少见。
出土的提梁卣铸造精细、纹饰精美，是我国已知最早使用分铸法铸成的青铜礼器；出土的青铜大圆鼎，高85厘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商代前期青铜圆鼎；出土的青铜钺，通高41.4厘米、刃宽26.7厘米，是目前所见商代前期最大的一件青铜钺。
武汉盘龙城铜器群的铜矿来源: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湖北省大冶市城西南3公里处，面积为2平方公里。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中国商朝早期至汉朝的采铜和冶铜遗址，最新考古发现，铜绿山的开采时间可追溯到夏朝早期，1973年起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早在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就在《水经注》里记载了“湑水河两岸埋藏有大量铜器”的事实：“婿水又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429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婿水”，指的就是今天陕南汉中市汉水上游支流湑水河，七女冢则是沿河交错分布的七座土丘。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陕南汉中城固、洋县出土了上千件商代铜器，被称为“城洋商代铜器群”。这些铜器铸造精良、纹饰独特，宝贵的是有5件铜器(3罍1钺1矛)有铭文，传递了中原文明与巴蜀文明交融的信息。
著名历史学家、原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长李学勤曾指出：“青铜器是商代最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城洋一带是商代青铜器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出土地区。”城洋铜器群的发现填补了汉水流域商代文化研究的空白，以数量大、精品多、艺术与科学价值高，引起国内外考古界的广泛关注。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博士，对城固最近出土的4件商代铜器鉴定后认为：鬲和飌属商代中期偏早，大约距今3400年，而鼎大概是殷墟一、二期的东西，距今约3300年左右，特别是飌的发现甚为稀少，在全国已发现的三、四件中属最早的一件。
城固县连续发掘出土了距今3400多年的商代中早期铜器，引起了我国考古学术界专家的极大关注。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赵化成认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固、洋县等地多次出土了1000多件青铜器，而且件件造型精美，其中不乏国宝重器。由此推断，汉中盆地在商代有可能是一个文明古国，与中原商文明、成都蜀文明有着同样的辉煌。”
汉中城洋铜器群的铜矿来源:毗邻安康市汉滨区牛山铜矿。1954年前苏联派遣专家组赴牛山勘探认为“蕴藏丰富的世界稀有紫铜大部分已被古人开采”；与之前1903年美国加尼基研究院派遣维里士和布拉瓦尔特赴牛山考察得出“世界稀有的大型紫铜矿床已被古人采乏”的结论一致。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系统性发掘，让沉睡三千多年的文明“一醒惊天下”。2019年12月，三星堆第三号祭祀坑“崭露头角”，而在接下来的考古勘探和试掘过程中，又陆续在三号坑周围发现了四、五、六、七、八号坑。
新发现的6个坑，与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台地的东部，周围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圆形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等。
一个由多重城圈、超大型建筑、高等级祭祀坑、居住址、公共墓地等重要文化遗存构成的都邑性遗址的面貌已显现出来。
三星堆遗址主体文化堆积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它的核心区域是面积约3.6平方公里、中国南方地区最大的夏商时期古城——三星堆古城。
三星堆遗址迄今出土了陶、石、玉、铜、金、象牙、海贝、丝绸等文物逾5万件。出土器物中的玉器、青铜礼（容）器是中原地区商时期常见器物。但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很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青铜群像（人像、神像、面具等）、神树、神坛、太阳形器、眼睛（眼形器）、金杖、金面罩等，这些构成了三星堆文化中最为独特又最为辉煌的部分，更使三星堆无可争议地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高地和世人瞩目的焦点。
目前三星堆遗址分为了四个时期：第一期时间范围在：约公元前2800年—约公元前2100年；第二期时间范围在：约公元前2100年—约公元前1600年；第三期时间范围在：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100年；第四期时间范围在：约公元前1100年—约公元前600年。第一期属于“宝墩文化”，是四川地区目前最早的考古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第二期到三、四期过渡阶段是三星堆文化阶段，相当于历史上中原的夏、商、周初。
2021年9月9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3号坑、4号坑再发现等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三星堆4号坑年代区间经C14检测进一步锁定为距今3148—2966年；3号坑年代应与2号坑非常接近，2号坑年代之前大致确定为晚商时期。
广汉三星堆铜器群的铜矿来源:陕南安康市汉滨区牛山铜矿，20世纪初期和50年代美国专家和前苏联专家组分别赴牛山考察勘探，得出一致结论，牛山蕴藏丰富的世界稀有大型紫铜矿，已被古人来乏。巴佬俗话说：“青铜没有紫铜值钱！”在殷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时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却出现大量紫铜器，巴蜀地区开采紫铜冶炼铸造技术显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