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位于豫中平原上的我的故乡是其中普通一个。每年春节都回故乡---我更习惯的称之为老家---过年。
09年春节时，走在老家县城的大街上，印象深刻的一个景象是“一堆街边堆着的垃圾，旁边停着一辆标志206”。这些年县城的私家车是越来越多，可好像街边的垃圾也越来越多。而我以为，文明的标尺不仅是便捷的交通工具，还应该是环境的干净和整洁和有序。大部分地方上，北京比洛阳比干净和整洁，而洛阳有比我故乡的县城干净整洁。我通常对城市的创卫工作不以为然，但仔细想，其实自己还是认同一个地方干净整洁的价值，也许真让人不以为然的是那种做表面文章和走过场一阵风的做法。
县城里的房子越来越多，但很多的房子的问题是，装了抽水马桶却不能顺利的接到县城的下水管道。下水道是每家都需要的东西，可有没有那一家能自己完全修下来的“公共品”。这公共品的提供需要政府。要想过幸福舒心的生活，上古时代也许靠一家之力还有可能实现，但在世界日益平坦化，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各扫门前雪”肯定不能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必须要有有力、公正、高效的组织机构来对各种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和力量进行沟通和协调，而政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们过上幸福文明的生活。看一看家家户户的春联，就知道每家都期望着什么。所有这些期望都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乃至人们生存和生活的动因。但仅有期望并不能带来经济的最终的发展。经济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环境为保障。这环境不只是清洁卫生的环境，更需要的是公正和高效的司法及行政。我简单调查了普通农家的收入情况，基本上是，种粮可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而已；种棉可以稍微给家庭带来一些经济的盈余以应付穿衣、治病、孩子上学等。想要家有余财就需要去从事农业以外的“生意”，但这往往是困难和有风险的。最可悲的是这风险往往是来自法制环境的不尽如人意。比如，我的一个农村的表哥，与人合伙收购棉花。本来是想赚点孩子的上学钱。可是，第一单的生意，就被人赖帐，每家被赖一万来块。而接下来的两次，则是几家合伙人之间有了矛盾。合伙的召集人把别家的钱都分配后，把我老表的四万块给扣了下来。老表去要钱，他就耍强横。老表找村干部调节，村干部竟也无能为力，政权基层组织已是如此的涣散无力。要打官司，老表问律师，赢了官司能不能要回钱。律师说，要有赢了官司也不能要回钱的心理准备！打官司，要搜集证据、要钱去沟通，去买公平，即使官司赢了，也还有执行难的可能。一家人为此发愁大半年。过年我去走亲戚，说到这些，大家也只能是叹气。农民为了致富，希望通过合伙经营改善经济处境，但因种种原因，反倒陷入麻烦和贫困，这是让人极其无奈和痛心的一个结局。也许他可以去找社会上的讨债公司，但这种公司往往会用不合法的手段。为什么会有这种讨债公司的存在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经济的发展需要人们去发挥自身的能力创造财富。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种遇到种种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经济的发展必将受到挫折。 而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政府来作出应有的努力。
中国呈现给世界的多是繁华似锦的北京、上海或广州等大城市。外国人看的中国是这里的中国，看到的是豪华的奥运会的开慕式，是国家大剧院，是东方明珠等等。 尽管一个县城是一个整个中国的一斑，管中窥豹也许失与偏颇，但我还是以为中国县城的生活更代表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中国的县城是另一种真实的中国。毕竟中国两千多个县城又密切联系着下面为数更多的乡村。中国的县城是城市和乡村的混血，而更偏向与广大的乡村。若干年前，费孝通曾写过一部《江村经济》，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被学界公认为是费老关于农村社会经济及其制度调查研究的代表作及成名作。而今天的中国，如果有人能认认真真地写出一本关于中国县城的书，我认为也将是一件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