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童洞天，那罗延窟寺，陶金/摄
宁德市蕉城区位于福建省东北滨海门户，北、西、东三面依山。西部与南平交界处的鹫峰山脉，向西与武夷山脉连成一片，向东蜿蜒入海。霍童溪依山势贯穿全区，从鹫峰北段政和县境内发源，至蕉城区八都入海，最终注入三都澳，为福建省“五江三溪”之一。流域内最大的谷地平原，就是“霍林洞天”所在的霍童一带。
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说：“霍童山，霍林洞天，三千里，在福州长溪县”，即今蕉城区霍童镇。关于霍童与洞天福地的关系，已有大量研究论及。这些研究证明，左慈隐居，葛玄、郑隐炼丹，陶弘景所访之霍山、南霍、大霍，即今之霍童山。最迟到晋代，它已是道教重要的修仙之地。而直到今天，“洞天福地”的观念与文化仍在霍童一带活态流传。
在“洞天福地”系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框架中，“活态传承”是遗产价值阐述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包括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所有遗产项目的观察与保护方式。就自然遗产而言，活态传承意味着保护自然生态的可持续性，维持遗产地内人与自然的依存互动关系；就文化遗产而言，活态传承意味着维护遗产赖以存在的整体性社区，保证社区对遗产的持续性利用。只有当社区通过传统或既存方式对文化遗产进行持续不断的维护，遗产才能面向未来，发挥自我驱动性的作用。最后，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它的核心特征就是世代相传，同时随环境变化而不断演进，并为我们提供认同感与连续感的文化、价值、知识与实践。总之，无论是自然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遗产，在作为项目列入保护名录之前，对其做活态传承的评估都是必要的。在列入保护名录之后，活态传承仍然是保护措施的基本旨归。
活态传承更是“洞天福地”文化的内在本质。洞天福地虽然以自然山水为对象，但却是经由人类的修行、存思和想象才获得意义，从而区别于其它凡俗之地。如果没有人类持续不断的记忆、活动与言说，洞天福地的核心价值会被迅速遗忘，失去了“祝圣”行为所带来的内涵，人们将不再能辨识当地的地理特征，这不仅会磨灭圣地景观的神圣性，也会导致那些隐藏于山水之内的秘密被平整、篡改甚至抹去。在这一点上，洞天福地尤其类似于澳大利亚阿南古土著人的乌卢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
总之，研究洞天福地文化的活态传承，对于理解和保护这一遗产至关重要。自2020年初起，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系，共同在宁德市蕉城区开展了“洞天福地申遗”项目。其中，北师大团队就主要负责洞天福地遗产文化的活态传承部分。经过为期两年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本课题组提出：洞天福地文化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霍童一带突出表现为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民众多样性的生活方式，活态的“洞天福地”呈现出“ 作为小宇宙的共生世界”这一明显特征。
以下四篇调查报告，是我们共同调查与讨论的初步结果，也是与“洞天福地”遗产相关主题中的一小部分。透过这些田野调查报告我们能看到，在海山交汇处的霍童溪沿岸，大地的形貌构成了社会与文化的基本框架。人群以山民、江民与海民为基本分类，在边界之内营造共享的家园，而边界之间流动不息又各有其性的“山气、江气与海气”，就是生生之盛、化化之妙的源泉。山与水，环绕出流动世界中有边界感的“桃花源”。桃源中人之所以仍能（部分地）保留自我的独立性与边界感，其核心是“万物皆备于我”的物产而非商品体系。当地人所说的“青草”，也许就是这一物产体系的典型标志。它既是灵气凝聚的“天然之物”，又依赖于人类的扰动、耕作和知识技术。它兼具丰饶性和有限性，既是让山水变得“可居可游”的前提基础，又是山中生活必不可少的公有物（commons）。透过青草我们得以理解，不是别的，而正是白发渔樵、“曲蹄跣足”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才为我们留下了作为社区保护地的霍童山水，才让千年后的我们仍能体味大地上的超越之地——洞天福地。
在霍童溪流域的调研工作即将初步告一段落之际，我们将这两年来的工作总结为下面这首（不考虑平仄韵律）的八句。本次四篇调查报告的标题，正来自于其中的四句。而其余每一句，也表明了我们其他工作的主题。兹录于下，既是说明，也是预告：
客自洞天来，共饮一溪水。
气分山江海，禹迹定九区。
万物皆备我，草药须分叙。
山中何所有，大圣此间寻。
霍童洞天，五龙潭，陶金/摄
鞠熙，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多集中于宗教民俗领域。长期与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实践学院合作开展“北京内城寺庙碑刻与社会史”研究，在《世界宗教研究》、《民俗研究》、Arts asiatiques等期刊上发表中、英、法文论文五十余篇。2015年左右开始关注洞天福地问题，近年来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与此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