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
哈瓦那，这个古巴的心脏和灵魂之地，在我的想象中就像世界的尽头。它似乎离哪里都很遥远。这种遥远的感觉，导致它在我的印象里几乎没有时间感，仿佛它不属于任何时代，只是偶然嵌入到加勒比海北部，有着跟任何国度都不同的时间状态。
互联网可以让你轻松搜到与哈瓦那相关的海量图景，去感受属于这座城市的强烈阳光、随处可见的蓝色出租车与白色建筑，以及掺杂其间的蓝与黄、阴凉的骑廊、深色皮肤……这是现在，似乎又并不是，被时间包裹的一切，被偶尔从建筑空隙里溢出的音乐像鲜活液体般渗透了所有的层次，变成了无法分割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包裹着所有的过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哈瓦那，也被这“现在”包裹着，是1959年初那道时间分割线，滋生出这个包裹了所有过去的“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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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卡夫列尔·因凡特在欧洲开始动笔写《三只忧伤的老虎》时，内心定是充满了对哈瓦那的回忆与怀念的。他知道古巴的巨变对于哈瓦那意味着什么。他要为哈瓦那写本书，用这本书收藏哈瓦那，那里的生活、声音、气息，那里的欢腾、喧哗与寂静，以及与那里血肉相连的人们。唯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在小说扉页上引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的那句话：“她试着想象蜡烛熄灭后会发出怎样的光。”在他心里，那个迷人的哈瓦那已不复存在了，而他要做的，就是让已然熄灭的它在这本书里重新发出光来。
要写这样一本书，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只属于它的形式，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到为哈瓦那重新赋形传神。我猜他最先想到的，是哈瓦那的声音——那里的方言，那里的音乐，因为只有它们才是生成哈瓦那灵魂的核心元素。也正因如此，他所选择的写作语言，既是《三只忧伤的老虎》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阅读尤其是翻译它的最大障碍。哪怕只读前面几十页，也能想象得到，译者在面对这样的语言时会有怎样的煎熬。因凡特所采用的是哈瓦那方言，但更主要的还是他用的是那种方言的状态——一方面他要极力制造的是那种似乎要重现语言现场的效果，为此完全模仿了日常说话的速度、节奏和断句方式，甚至是发音和拼写的错误，另一方面，这种复现的状态又并非是自然主义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现，从语句的丰富层次感来看，显然又是精心安排过的，只是这种精心是隐藏在那种肆无忌惮的带有浓郁原生态气息的语言深处的，丝毫不刻意。
译者为了达意，为了传达原文的风格，肯定是做过很多艰难的取舍，甚至因此生成了一种读起来有些古怪的中文风格，会挑战读者的耐心、损耗阅读的畅快，但是平心而论，在与原文的搏斗中，译文仍然是立住了脚跟，只要读者度过了最初的不适期，以足够的耐心跟上了节奏，就能慢慢进入文本的语言现场，逐渐体会出小说的妙处——尽管是间接的只通过中文来传达的，但仍旧是强烈的——至少可以去想象着哈瓦那的民间语言状态就像波浪一样，一阵阵扑面而来，每个场景、每个言说与叙述间杂交错的段落，都像一阵有力的波浪，能把你带入哈瓦那的某个特定现场。更何况时不时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另一种哈瓦那语言，那就是音乐，它们就像浪花一样，总是能适时地泛动在波浪之上。在这里，因凡特的语言，其实就是进入哈瓦那的最主要的方式和途径。语言是声音。这本小说里的哈瓦那，首先就是个属于声音的世界，它繁杂而又鲜活，充满障碍，却也提供了足够多的沉浸其中的可能。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读者要想更好地进入到这本书里，进入到声音生成的哈瓦那世界，有一个相对简便的办法，那就是要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在场者，一个在场而又无形的倾听者。当在场倾听发生并能自然持续的时候，你就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哈瓦那已悄然为你敞开了……那些流动的声音，那些流动的场景，那些流动的想象和意念，还有偶尔在不经意间出现的寂静，虽然仍旧是复杂呈现的状态，但已没那么难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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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忧伤的老虎》里的大部分内容无论以何种手法展现，从本质上说，都近乎不同类型的独白。那些依次出场的人物，不论是主持人、摄影师、艺术家、歌手、作家，还是疯子，他们在不同的场合空间里发出的声音此起彼伏，即使过去了也还是会回旋游荡在附近，与后续出现的声音不时相互激荡，营造出一种重重叠叠的仿佛可以无限生发的声音叙事效果。但实际上，这里并没有完整的故事，有的只不过是一个个故事的各种角度的切片，而它们的叠置、交错与掩映，则会在构建起一个属于哈瓦那的庞大叙事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因凡特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个电影专家。因此他在处理那些故事切片时，经常会采取类似于电影剪辑式的技术，只不过他使用的是词语，是句子，是句群，是段落，并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它们的可能性，赋予它们异常丰富的组合方式，达成理想的文字意义上的视听效果。
二十世纪的小说在由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那里抵达了第一个巅峰期之后，就在不断以更为丰富的状态演变着小说的历史，即使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即使是传统的小说方式始终像永远的对手那样如影随形，也没有中断这种延续。到了五六十年代，又迎来了新的高峰期——更为激进的反传统小说的写作实践不断涌现，像法国新小说这样的独特现象在当时也已渐成气候。但因凡特开始写这部小说时，他所追求的却并非表面的形式创新。他清楚地知道，写这样一部关于哈瓦那的小说，重要的并不是赋予它什么形式的问题，而是如何基于他对哈瓦那的记忆与理解让形式自然生成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对消失中的哈瓦那的深深眷恋与怀念，促使他让这部小说里所生成的形式抵达了极致——所有的技巧都是小说本身生成的，也都是让哈瓦那存在所需要的技艺。当然，他也因为这种过于独特的风格强度，使得自己不可能成为马尔克斯那样受到普遍欢迎的作家，而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少数和文学异类，长久地驻留在某个遥远的巅峰。
因凡特的小说的独特性，即使是某些著名的同行也未必能充分认识到。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就曾在推荐语说：“为了实现调侃、滑稽模仿、一语双关、智力的高难度杂技以及口语中的跳跃，卡夫列尔·因凡特总是准备着与全世界人为敌，准备失去朋友甚或自己的生命。因为幽默在他这里与在普通人那里不一样，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遣、用来放松头脑的解闷，毋宁说，它是一种被迫的、向现存世界发起挑战的手段。”略萨认识到了因凡特的幽默艺术和无所顾忌自行其是的魄力，但又恰恰没明白因凡特的风格并不是外置的而是由内而外生成的。他也没有意识到，因凡特写这部小说并不是要向全世界发起挑战，而是想在哀悼与怀念中重现哈瓦那的光，并保存好它，让它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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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小说的核心部位，他模仿七位古巴作家的文风写了七篇关于托洛茨基遇刺事件的短章。这个部分的存在，意味深长。七个短章对同一事件的反复呈现其实更像是个反复包裹的过程——包裹一个更为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哈瓦那之死。对于他来说，托洛茨基之死跟哈瓦那之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如何，曾经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哈瓦那之光已然熄灭了。远离故国的他无法不去做深沉的哀悼，无法不陷入长久的忧伤。除了小说，他没有其他方式为哈瓦那招魂，去容纳这曾经鲜活的灵魂。
在这里复述小说里究竟讲了哪些故事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出现在小说里的只是些始终处在生成过程中的故事片段，它们仿佛永远都不会走向完整，或许在因凡特眼中，任何意义上的完整都意味着小说与故事的同归于尽，意味着人物生命与存在感的终极性瓦解。归根到底，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能让哈瓦那永远活在其中，要让哈瓦那的迷人夜晚永不落幕，让那些游荡其中的哈瓦那人获得某种永生，让哈瓦那的所有一切都焕发永恒的光彩。不管那些人物所处的环境和生存状态有多么的颓丧，不管他们的生命以何种方式白白消耗在那些无意义的琐碎事件与遭遇里，不管他们所思所想所做的一切有多么的微不足道，在因凡特眼中，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们始终都是鲜活的，是哈瓦那的脉搏与呼吸，也承载着他那无尽的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