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刘恺威第一次到敦煌拍戏，戏份杀青后导演提议要到莫高窟去看看。刘恺威当时的普通话并不好，于是问道：“谁哭了？”
到了莫高窟后，他才知道这是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化遗址，刘恺威动情地说：“我真觉得东方的神韵之美真的很博大精深，也很庆幸我们一代代人把这些宝藏、经典很好地保存下来。”
莫高窟作为祖国艺术瑰宝，它的美轮美奂离不开第一代守护人常书鸿的坚持，《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是常书鸿晚年所作自传，他以看似波澜不惊、极具深情的笔触回忆了一生，他的一生是极不平凡的一生，也是为敦煌献身的一生。
01
常书鸿，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祖上是镶黄旗的满族人，祖父是清代派到杭州驻防并安家落户的世袭小军官，家里的男丁们可以享受皇恩官饷，但这样的福利，在常书鸿6岁那年也跟着大清朝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家道中落，但常书鸿仍旧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在工业学校上学期间，常书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参加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在艺术方面非常有天赋。那时，他会临摹各种画刊杂志中搜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也会出售自己的作品以减轻家庭负担。
常书鸿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其作品先后荣获金质奖、银质奖、荣誉奖等等奖项。他花了10年让“常书鸿”三个字在法国艺术圈广为人知。
因此常书鸿下定决心：回国到敦煌去，做一个艺术宝库的看门人。只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去敦煌的这一路竟然走了8年。
02
在刚回国的前六年里，常书鸿虽然有提出过到敦煌任职，但相关部门只能把他安排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
1942年常书鸿终于看到了曙光，时任监察院参事的陈凌云问他是否还愿意去敦煌？
对于常书鸿而言，这可能是他唯一的机遇了，他终于可以实现对敦煌的承诺：“祖国啊，在苦难中拥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艺术的祖国啊！我要为你献出我的一切！”
去敦煌，说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那里是沙漠，与城市隔绝，生活十分艰苦，如果是没有事业心的人到那里去，那是干不久也干不好的。
常书鸿1936年为了敦煌回国，经历了6年的坎坷风雨才迎来曙光。可是去敦煌，他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首当其冲的便是资金问题，他们除了教育部发给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
于是常书鸿通过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把筹集到的几万元全部作为前往敦煌的经费。
03
1943年2月20日，常书鸿与工作人员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身穿北方的老羊皮大衣，带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离开兰州西行，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
敦煌是汉武帝为了抵御匈奴所建的河西四郡之一。从兰州到敦煌，他们虽然把自己比喻成出使西域的张骞、取西经的玄奘，但路上虽艰辛但也为常书鸿等人增加了不少观光的机会。
经历了一个多月，常书鸿等人终于来到了敦煌，他们看到了这个百闻不如一见的艺术宝库——莫高窟。他顾不上休息，迫不及待地做了初次巡礼。
如今站在祖先遗留下来的稀世珍宝面前，感受着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才如梦初醒，追悔莫及。
04
初到敦煌，常书鸿虽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但莫高窟身处沙漠戈壁之中，饱受风沙侵蚀，恶劣的环境一直重创着常书鸿的工作。
沙是保护石窟的大敌，制服它成了常书鸿迫在眉睫的事情，他向县长提议建造一堵长达两公里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可他的提议很快被县长否定了，“我们是在千佛洞鸣沙山的脚底下，这里满是沙，叫我去哪里弄土？没有土怎么筑墙呢？一堵六尺高近三里长的墙，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要难。我的教授先生，我实在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四个字给了常书鸿当头一棒，仿佛一再告诉他这个“鬼地方”根本筑不起墙，难道让他就这样缴械投降吗？
常书鸿看着风沙一天天地侵蚀着这座艺术宝库，内心很着急。把墙筑起来，成了常书鸿重中之重的事情。
毫无头绪之际，常书鸿看到有人用沙土筑起一堵小围墙，这无疑给了他很大的鼓舞。经打听，千佛洞的水含碱量很大，夯实了完全可以作墙。
于是常书鸿再次找到县长，并带着“威胁”的语气说道：“修墙一方面是今后防止游客破坏，一方面是防风沙侵蚀。如果不修墙，继续损坏下去，责任由县里负责。”
这一次，常书鸿的“威胁”终于起作用了，县长害怕负责任，总算同意派人来研究修墙。在当地居民与常书鸿等人的努力下，他们筑起了千米土墙，在当时对保护洞窟起了很大的作用。
05
在艰苦的岁月里，敦煌艺术曾一度给了陈芝秀莫大的安慰。可随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陈芝秀对保护敦煌艺术的工作热情也慢慢下降了。
陈芝秀出生于浙江诸暨，加上长期的法国留学，她厌倦了贫瘠的山城生活。1945年4月19日，陈芝秀以看病为由出逃兰州，并且在兰州登报声明与常书鸿离婚。
常书鸿最终在马背上昏倒，被途经戈壁滩的地质学家救回并护送回敦煌。
记得画家张大千在1943年初离开莫高窟时，曾开玩笑地对常书鸿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书鸿，这可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
常书鸿曾笑着对他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话，即使是‘无期’也在所不辞。因为是自觉自愿、没有人强加于我的神圣工作。”
06
“荣辱盛衰几千年，雄鸡一唱天下白。”这座自4世纪至14世纪前后千余年来历代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举世无双的艺术宝库，不仅回到了劳动人民的怀抱，还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解放敦煌当天，“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50年9月郑振铎发来急电，请常书鸿立即携全部摹本和重要文物赴京，筹办敦煌文物展览。5个月后，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开幕，轰动了京城。
敦煌艺术展览以后，周总理亲自过问敦煌研究所的情况，批复给研究所一台发电机。通电那一天，常书鸿高兴极了，他一个洞子一个洞子地跑去看，感觉壁画中那些仕女都在跟他微笑了。
自1936年回国，常书鸿为敦煌事业饱经磨难，吃尽了苦头，但他始终如一，无怨无悔。
他在《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中说：“在我生命的长河中,一大半献给了敦煌,献给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敦煌事业。无论是在戈壁滩上,还是在异国他乡,使我魂牵梦绕的就是你――敦煌。”
“回首已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常书鸿把自己与莫高窟的情谊全都写进了《愿为敦煌燃此生：常书鸿自传》。他是一位可亲可敬、一生痴迷理想的艺术大家，常书鸿必将载入史册、名垂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