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美国]
“其间可记者几何也？”（里面值得记下来的有多少呢），袁枚记录一次极为畅快的游玩之后这般发出感慨。那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中的一天，“佳节，胜境，四方之名流”，三者居然凑到一块，“不偶然之事偶然得之”，堪称极乐。
那天逢花好月圆的中秋，袁枚所拥有的随园，新近由姑苏人唐眉岑和儿子主理厨政。唐大厨技痒难耐，对主人说，好东西只做给您一个人吃，可惜呢，多找些客人吧！袁枚说，先作准备好了。他料定今天必有“不速客”。果然，霍进士驾到，不一会儿，又来了诗人尤贡父和陈古渔。客人说，我们都不是本地人，金陵名胜还没领略过。于是，主人领着三位客人外出观光去。这里，大厨在旁也一个劲怂恿大家出游，乃是为美食埋伏笔——他们游空了肚子，才有大快朵颐的胃口。一游就是大半天，经小龙窝，双峰夹长溪，桃麻铺芬，登临大仓山，从谢公墩俯瞰全城。复从峨嵋岭登永庆寺亭，那已是日落时分。四位雅人一路谈笑，吟咏，回到随园，月光大明。菜式绝佳，尤其是主菜“蒸猪头”，肉烂如泥，还有美酒。席间分配八个题目，让客人作诗。
如此美好的一日，怎么不教主人袁枚感叹：“嘻，余过来五十三中秋矣。幼时不能记，长大后无可记，今以一彘首故，得以群贤披烟云，辨古迹，遂历历然若真可记者。”这个中秋，全过程有的是材料、感怀，自然有“记”的兴致与价值，问题是：活到五十三岁才捞到一次，不得不“执笔而悲”。
是啊，一辈子，“可记”的有多少呢？五十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二十郎当岁，在乡间当民办教师，下决心当作家。元旦那一天，横下心，去文具店买了一本最昂贵的硬皮日记簿，花了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从此每天写日记，是为练笔。一个月后，我走进他的卧室，他把日记簿打开给我看，除了第一页写了三百字的《新年寄语》，以后，每一天只写两个字：“无事”。我说，“无事”还写个屁？他苦笑着说，是啊。从此簿子束之高阁。
如果只有生离死别，惊天动地的爱，遇到大人物，再不济也得救火，打架，这些才够格算“事”，那么，我们平平淡淡地度过的每一天，确实“无事”。换一个时髦点的标准——钱能摆平的都不是事。排除贿赂以枉法一类，钱无非用于买东西，买服务。然而，这不是大幸吗？难道为了记一页惊心动魄的日记去制造灾祸？一如家里的感冒药快过期，你无意招来鼻塞咳嗽。连袁枚也无法天天来个“平地起风波”，我们没钱雇请厨师，没有待客的随园，极普通的老百姓，只能努力从平常日子发现“可记者”了。
再想下去，“可记”何等可贵。人人明白，身外物尤其是随身可带一类，随着年龄的递增，要么变为累赘，要么变为不可靠。往昔之于今日之我，唯一的联系，最终可能仅仅是记忆，那还在思维未衰退为空白之前。形诸笔端，直接的功用就是保留、强化以及启动私人记忆。一位先前以研究古典诗词为业的博导，晚年视力大减，无法读书，便以回忆经典为消遣，曼声吟哦，沉浸其中。亏得他年轻时下过背的笨功夫。
是啊，记忆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财富，很可能是唯一的依凭。何况，一桩“可记者”，如袁枚的这个中秋，在记忆里尽可反复无数次，堪称最惠而不费的循环再造。
万一记忆也完蛋怎么办？上世纪六十年代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者马塔·冈萨雷斯，晚年患严重失忆症，只能蜷缩在轮椅上。一次，护工给她播放《天鹅湖》，本来呆若木鸡，双手竟灵巧地随音乐挥动，当年舞台上的“天鹅”重现。这就是记忆对人的最后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