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提及的大寨村，地处太行山麓，曾经是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这方仅占地1.88平方公里的热土地上，由于处于土石山区，地理环境十分恶劣，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全村五百来户村民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村民们暗下决心，定要改变大寨落后面貌。
通过艰苦奋斗，坚持不懈，仅有五十来户的大寨村民硬是在穷山恶水间架起了层层梯田，一时间贫穷落后的大寨村旧貌换新颜，呈现出良田百亩，沃野千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乃至在1964年，全国兴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浪潮。
农民出身的陈永贵也因此被请进了中南海，成为建国以来首位农民出身的国务院副总理。
在总理之任上，陈永贵仍不改农民本色，他没有选择身处帷幄，指点江山，而依然身穿马褂，头裹白巾，活跃在他情感终究不能割舍的田间地头……
一位赤农的土地情结
出生于1915年的陈永贵家里是地地道道的贫农，在他所居住的山西昔阳县，由于地理位置的闭塞，导致他所在的村镇居民大多家里一贫如洗，日子过得相当艰苦。
陈永贵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一日三餐，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所谓家徒四壁，莫过如此。
到了他五岁那年，贫穷已经让这个家庭直不起腰，万般无奈之下，他的父亲最终选择了卖妻鬻子，陈永贵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都被卖给了富贵人家。
次年，六岁的陈永贵便与父亲一起搬迁至大寨村居住，日子虽然过得杯水车薪，但至少有父亲的陪伴，这让年幼的陈永贵在心理上多多少少有些安全感。
但谁曾想，年迈的父亲实在不堪生活的重负，用上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劳累而贫苦的一生，从此，陈永贵成了孤苦伶仃的孤儿。
1922年，仅仅只有七岁的陈永贵投身到了一个地主家，为自己谋一处安身立命之地。
考虑到年纪实在太小，身子又十分单薄，因此他被安排出外放牛，虽然没有工钱，但不管怎么说，一日三餐总算保住了。
等年龄稍长些，心中永远牵挂着母亲的陈永贵，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得偿所愿，与母亲见了一面，但此时的母亲已与别人重新组建了家庭，那户人家家境也并不富裕。
为了不让母亲为难，同时也不愿寄人篱下，陈永贵只好无奈地与母亲分别，依旧回到大寨村，给地主继续当长工。
后来，大寨村一位叫做稳周的老人便好心收养了他，在那段相依为命的日子里，他与稳周老人建立了一段深厚的感情，不是父子，胜似父子。
以致稳周老人谢世后，陈永贵将老人的家产全部交还给了他的家人，这样的行为得到了大寨村村民们的颂扬，从此他在村里便获得了相当好的口碑。
在陈永贵26岁那年，他娶了一位叫李虎妮的媳妇，新婚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小两口相濡以沫，彼此扶持，小日子过得还算甜蜜温馨。
但婚后不久，为了养家糊口，他加入了日伪组织“兴亚会”，并且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成为人生中的一大污点，以致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受到了全村村民的批斗。
不久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解放区如火如荼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33岁的陈永贵不久分到了土地，而且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民兵，支援前线抗战。
老弱病残的致富引路人
世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在建国初期的那段最艰难的时期，陈永贵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位伯乐，他就是大寨村村支书贾进。
通过不断地频繁接触，贾进发现陈永贵是一位十分上进的年轻人，积极肯干而且善于思考，于是便将他纳入重点培养对象。
陈永贵是一个十分善于观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人。
在一次劳动生产中，他发现一名叫做梁便良的少年身材瘦弱，个头矮小，根本没有承担重体力活的能力，这让陈永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通过观察，他还发现，像梁便良这样被大伙“抛弃”的闲置劳动力，在大寨村里不在少数。
于是，他便与贾进商议，提出组建“老少组”的新构想，将村里的老弱病残全部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统一劳动，对于这个建议，贾进双手赞同。
老少组成立之初，报名的仅有九户人家，其中有四位是行动踟躇的老人，还有六位是瘦弱不堪的孩子，显而易见，陈永贵成为了这个组里唯一身强力壮的人。
然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陈永贵不仅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带领全体组员进行生产上，而且当取得成果后，他都始终坚持平均分配的原则，让组里的每个人都享受到成功的喜悦。
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而且对陈永贵本人也十分拥护。
让谁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年，起先被人视作负累的“老少组”竟然以平均亩产150斤的惊人成绩远超年轻力壮的“互动组”30斤，这样的成果可谓开天辟地，前所未有！
一时间，全村上下全都争先恐后地进入“老少组”，使得组中的成员一下子增至到49户，卓越的成绩让陈永贵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提拔，成为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真正的领头人。
“土硬砸不烂，微风一吹干”，这是大寨村土质情况的真实写照，也是大寨村人民多年致贫的一个根本性原因，但是怎么样改变这样的现状，一时之间，陈永贵毫无头绪。
一旦感到沉闷烦躁时，陈永贵总喜欢独自一人在各个山头爬上爬下，转来转去。
终于有一天，看着这漫山的黄土坡，一个大胆的想法从他脑子里闪出来，何不改变这不利耕种的地势，让这片光秃的山坡变成绿油油的梯田。
陈永贵马上将“改土造田”的提议放在会上讨论，却遭到了村民们的集体反对。
对于这片寸草不生的荒山险峻，对于一群没有工具、没有经验、没有相关知识的农民来说，要想完成一项如此巨大、如此艰险、如此困难的工程谈何容易？
在这一片质疑与反对声中，倔强的陈永贵却没有轻言放弃，更没有与困难妥协。
为了说服村民，陈永贵挨家挨户地做工作，给村民们讲道理，做规划，画蓝图，通过夜以继日地反复劝说，到第四天的时候，村民们终于开始行动了。
大家开始肩扛锄头，跟着陈书记爬上高高的黄土坡，头顶烈日，挥汗如雨地大干一场了。山路又陡又滑，稍有不慎，就会跌倒。
有的村民家中有娃，无人照看，便用小被子裹着孩子，用绳子绑扎在自己肩上，背着孩子一起上山劳作。
在大家齐心协力地努力下，一条七百多米长的土沟奇迹般地变作了鳞次栉比的梯田，逶迤在先前黄灿灿的土坡之上，蔚为壮观。
初战告捷，村民们信心倍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陈永贵又带领着村民们转往他处“作战”，最后又根据山势修路搭桥，终于将这纵横绵延的梯田连成一片。
十年间，在陈永贵的带动下，大寨村民们共开垦出这样的梯田达到三百亩，粮食总产量也由原来的118.5公斤增加至387公斤。
1963年，大寨遭受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涝灾害，整座寨子遭受了严重的毁灭性打击。
当看着自己辛辛苦苦修葺的梯田如今狼藉一片，很多村民们望着天空嚎啕大哭，捶胸顿足。
此时，陈永贵却依旧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他乐呵呵地告诉村民们：大家应该感到庆幸，若是在解放前，还没有从土窑洞搬出来，大家的小命早就没了！
但是，陈永贵表面上谈笑风生，神情自若，内心却暗自焦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鼓舞士气，帮大家树立起重建大寨的信心。
在断然拒绝西阳地委送来的慰问物资后，陈永贵带领村民们再次拿起锄头，登上了灾后的梯田。
通过连续几个月的扎实勤奋地埋头苦干，在本年年底，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村民不负众望，以亩产七百多斤，总产量20多万斤的出色成绩让大寨村名声斐然。
这样骄人的表现堪称丰功伟绩，消息马上传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认真核实大寨村确实没有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后，不仅全国兴起了“学大寨，赶大寨”的风潮。
陈永贵的名字也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被毛主席请进了中南海。
坚决拥护毛主席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被请到北京，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讲台上的陈永贵头裹白布巾，一副典型的西北农民形象特别引人注目。
在报告中，陈永贵详细讲述了一幕幕发生在大寨村感人至深的故事，如灾后重建以及三战狼窝掌等，重点指出合作社的益处。
陈永贵的报告，以一个个生动的实例，通俗化的语言感染了在场各级代表，赢得了一致好评，中央广播电台也连续多天对陈永贵的事迹做了专题报告。
2月10日，《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至此，陈永贵与“大寨精神”成了那个时代人们热议的话题。
3月29日，毛主席召见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工作汇报。陶鲁笳详细向毛主席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
毛主席关切地问道：“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认不认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上写上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毛主席听后很高兴，并对此高度重视，从此对农民陈永贵格外上心。
同年12月，在再次核实大寨村每亩粮食产量确系为809斤后，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会议上盛赞大寨村在粮食产量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至此，“大寨精神”得以名扬四海。
12月26日，是毛主席71岁诞辰，当时中南海的生日寿宴上，科学家钱学森，“铁人”王进喜均在获邀之列。
而陈永贵更是以私人贵宾的身份被安排与毛主席同桌，这份巨大的荣耀让陈永贵终生难忘。
当时，第一次与领袖如此亲近，让陈永贵显得十分拘谨，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为了化解这种紧张且尴尬的气氛，毛主席亲切地与陈永贵攀谈起来，还不停地朝他微笑点头，叫他多吃菜。
毛主席的重视和关切，让陈永贵感念至深，从此，他的格局和人生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位朴素的农民向政坛迈进。
1969年，陈永贵被破格选为中央委员，六年后，他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农民副总理，主抓农业生产工作。
当得知自己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的那一刻，陈永贵有些忐忑不安，自己大字不识几个，怎么能担得起如此大任呢？
最后还是周总理给了他信心，说这是党的安排，作为党员应该遵从党的决定。就这样，陈永贵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副总理职务，但他坚决不要工资。
上任之初，陈永贵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工作一丝不苟，不舍昼夜地奔走于各个乡村城镇之间，大有一种“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
他吃在乡间，住在乡间，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和认可，并且请求中央给他的工作实行“三三制”，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在各地考察，还有三分之一时间回到大寨村。
中央立即批准了他的这一请求。
陈永贵经常在北京与地方之间来回奔波，并且亲自下田与农民一起劳作，创造了一套与中央的行政管理职责完全不同的工作体系。
但他自己心里深知：自己终究不属于这个地方，大寨那片肥沃的土地，才是自己的根脉。
1980年，陈永贵向中央正式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最终，人大会议同意了陈永贵的请求。
至此，65岁的陈永贵离开中央，又回归了自己农民的本色生活。
远离政坛后的陈永贵，被中央安排在了北京居住，从此，对家人的思念就成了他晚年生活最真实的常态。
他像个小孩子盼望心爱的玩具一样，总是巴望着与家人团聚的那一天。
廉洁奉公，朴实无华是这位农民政治家一贯坚持的操守，虽然对于国家的建设立下赫赫功劳，在他辞去总理一职后，国家还为他特意安排了一辆小轿车。
但他外出却坚持搭乘公交，短距离的路程则选择步行，断然拒绝乘坐公家的小轿车。
从位高权重的岗位上退下来，难免会有人专程上门来巴结这位老领导，但在任时就正直无私，襟怀坦荡的陈永贵，退休后依然本色不改。
对于拿着金钱，礼品找上门的人，他坚决予以抵制，并且义正言辞地告诫他们，不要走后门，搞坏风气。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于毛主席的各种流言蜚语也纷至沓来。
每当这些话语传到陈永贵耳朵里时，他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坚决维护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列举主席的丰功伟绩，直到非议之人肯低头认错，陈永贵才肯罢休。
农民总理的最后时光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后，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依旧享受副总理的待遇。国家给他在北京安排了一套总理级别的住房，可陈永贵却总嫌太大。
国管局的同志在得知消息后，就将房子隔去一半，可陈永贵依然不同意，最终，国管局同志只好将他送到复兴门外大街木樨地部长楼22 号楼定居。
搬家的时候，国管局说可以把在交道口用过的所有东西都带过去，可他说够用就行，只带了床、旧电视机、文件箱和电话 等日常用品，其余都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1985年的夏天，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年逾古稀的陈永贵被诊断出患有肺癌，而且还是晚期。
在他病重期间，小平同志经常派身边工作人员专程到医院看望和慰问他，特别指示相关部门安排最好的医生给陈永贵治疗。
其实陈永贵知道自己得了肺癌后，就不打算吃药了。他觉得，反正没救就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他临终前流泪说道：“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1985年3月26日，被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称为“战天斗地的英雄”的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陈永贵去世后，小平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为促进山区农业生产建设，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力量。
此后，有关部门还为陈永贵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了“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八个大字，这是对陈永贵一生的高度肯定。执着、质朴，陈永贵的一生平淡无奇，却又充满传奇色彩。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历史总会铭记住那些一心为公，严于律己的人们，不管他是农民，还是总理，人们记住的永远是他默默带领村民躬耕于田间地头的身影。
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已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实现“十四五”计划任务的新形势下，陈永贵与大寨精神，必将成为一座历史丰碑，被人永久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