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远人故事】张强:平凡人生中的坚持与努力

旅游老马的传媒生活 2021-03-18 11:52

我出生的村子是黄河边一块风景秀丽如江南、得天独厚的河谷盆地——靖远三滩。我一直以出生在此为自豪，那里曾记载了我对童年时光的美好记忆。在那条穿村而过的水渠里曾有我们赤身凫水的快乐身姿，那村前的石板桥曾见证了我们从桥头翻着跟斗头向桥后水窝子中跳水的惊险场景，还有生产队的打麦场上曾与小伙伴们摔跤为自己赢来的欢呼声仍犹然在耳。不过，最难忘的还是曾像电影里的将军一样，指挥着小伙伴们在大街小巷子里玩“打仗”游戏时的那种痛快的心情。也许在村里大人们的眼里我那时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但这种自由放松的成长环境形成了我既倔强不屈又善于换位思考的个性。

然而，我的出生年代却并不太幸运。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我，正逢我国社会已开始进入动乱时期，孩子们不仅要忍受生活的饥寒，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像样的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我那时唯一的梦想就是长大了能够做个生产小队队长或会计之类，既可以做个村子里的体面人，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去管理村里的事务。一直到我小学毕业前，大人们给我灌输的读书目的就是会写字、会算帐、会数钱就行了。那时的学校也很不正常，整天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根本不怎么给学生认真上课，学生也大多没有兴趣认真学习。我放学后会时常骑在村口大槐树的树杈上，遥望着远处的山峦，独自猜想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幸运的是，到了初中时，国家刚好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里的教学逐渐开始正规起来，乡里也陆续冒出几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的“事迹”不断在大人们口中传颂，听得我一脸羡慕，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前面的一线光明，但又感觉这光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刚开始进入正规学习状态，虽然学习态度认真了，但数理化课程却很难听懂，甚至曾有一段时间都很怕去学校。在这关键时刻，爸爸有意无意的点拨逐渐让我对学习数理化“开了窍”了。尤其，当时的班主任虎威礼老师很欣赏我善于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即使我做题的方法与他讲的不一致，但他认为只要合理就表扬我，使我深受鼓舞，学习数理化的兴趣也大增。所以，在初中期间，尽管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仍然不高，但我却比较轻松地保持着良好的学习成绩，而且在数理化方面尤为拔尖。

最终，我顺利考进了县城的靖远一中，成了生产队里第一个考上县城中学的孩子，迈出了我求学路上的关键一步。村里的小伙伴们以羡慕眼神看着我，老辈人还夸赞我考上“秀才”了，爸妈脸上也洋溢着骄傲，我也曾洋洋得意了一个暑假。

当我满怀憧憬地来到靖远县一中时，从没有走出过小村子的我顿时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大了，满眼都是新奇事，曾晚上独自偷偷跑到正在举办秋季交流会的广场上看夜戏，却不幸被班主任白喜存老师发现了，他除了严厉地批评我身上太多农村孩子的野性外，还在早操时罚我站在教室门前示众。当各班列队从我面前走过时，真是感到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在好奇和新鲜劲过后，很快有不少困难接踵而至。首先是学习上遇到了困难。能考到县城中学的学生大都是各乡的尖子生，对我而言，不仅以前在村里学校的优势完全没有了，而且与班上很多已有多年英语基础的同学相比，我的英语是从零开始，明显处于劣势，学得相当吃力，甚至都有点跟不上老师上课的节奏。在入学的摸底测试后，我的总体成绩很靠后，从白老师的眼神中能够看得出，他对我似乎不抱多大希望。这期间，我经常在清晨和黄昏时分去学校围墙外的铁路上，一边踏着枕木向前走，一边背诵着英语课文，当偶尔抬头看着前方蜿蜒而去的铁路时，感到自己前途茫茫。

但我并不想认输，我把一切课余时间都挤出来学习，每晚也是背着英语单词入睡。我的这种困境必定是不会告诉家人的，但爸爸可能从我平日的言谈中观察出了我的状态，特意背着我，壮着胆子闯到了白老师家里，与白老师进行了一次特殊的长谈，我猜想无非是说家里有多困难，供我上学有多不容易，希望白老师能够多关注我。也许是爸爸的言行真的感动了白老师，也许是我的学习已开始不断进步了，总之，从这以后白老师对我的关注和鼓励明显多了，在高一的上学期期末考试后，我竟然上了校门口的光荣榜。爸爸正好给我送米面时看见了，他见我时脸上泛着兴奋的红光，还特意领我去汽车站买了两毛钱的卤驴板肠，看着我风卷残云般地吃光后，还鼓励了我一番。在高一结束后的六个班的分班考试时，我也被幸运地分到了唯一的一个快班，拥有了更好的教学条件和教师资源，这为我后来能够顺利参加高考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90年代的靖远一中大门图片来自《靖远一中校史》）

在靖远一中要面对的生活上困难也很多，但诸如寒夜受冻和臭虫叮咬等都还可以克服，而最难忍受的还是吃饭问题。按理说当时已经包产到户了，家里的粮食本是不缺的，但由于每每想到自己还只在“索取”而没有任何“付出”，就感到有些愧对家人，就想尽量少花费点粮食，给家人减轻些负担。而且，要想拿到饭票，除了给学校上交米面外，还得交一些现钱。那时家里根本没啥来钱的路子，攒几个零花钱相当不容易，少交米面也就意味着会少交点钱。所以，平日里极力控制着自己的食欲，尽量省着点吃，一个锅盔要分成四份，每顿只吃其一份，很多时候基本处在半饥饿状态，只有在每隔几个礼拜的周末回家里时，才能放开肚皮吃顿饱饭。至于下饭的菜，有时靠从家里用玻璃瓶带来的咸菜对付一阵，当连咸菜都没有时，就只能吃淡饭了或者一口锅盔一口开水。要想吃学校食堂每顿五分钱的菜，那就是件奢侈的事，只有在实在忍受不住打饭的小窗口飘出的菜香诱惑时，才咬牙买上一份解馋。隔上个把月，如果能有节省下的几毛钱，会去市场的小饭馆吃上一碟五毛钱的炒面片，感觉那就是天下的美味了。偶尔受邀去家在县城的好友赵映东家混上一顿油水比较足的饭，简直就是意外的惊喜了，兴奋地整宿难眠。当然，这一切家里人是无从得知的，因为我一贯是报喜不报忧的，等到四年后三弟到县城上高中时，给学校上交的米面突然比我当时多了许多，爸爸在埋怨弟弟太浪费了的同时，也才明白了我那时的艰辛。

由于上学时的清苦岁月有家人的陪伴，所以当时也并不觉得有多难熬，正是家人的陪伴和支持才是我在求学的道路上坚持走了下来。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妈妈一直克勤克俭，衣服上的补丁摞了一层又一层；爸爸努力节衣缩食，很多时候抽着晒干的沙枣树叶过烟瘾；爷爷为了省钱，一撮伏茶几乎熬成了白水都不肯倒去；大哥第一个月打工挣来的工钱自己舍不得花用，却给我买了件我梦寐以求的蓝色的确良上衣；大妹妹在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在我每次返校时吃力地骑着驮着好几十斤米面和干粮的自行车，跋涉二三十里乡间土路，一直送我到黄河渡口，然后自己又徒步回家。领受了家人太多的恩情，也承载着亲人们满心的希望，每每在艰难的时刻这都成了激励我挺下去的不懈动力。

在靖远一中的日子，生活虽然清苦，但收获也颇多。尤其，幸运的是遇到了像白喜存、顾志鸿、李尚勇、马志高和谢晋荣等一批即满腹学识又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好老师，他们虽个性鲜明，但都为教育学生殚精竭虑，倾其所有。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传道授业的精神。在我的印象中，靖远一中的语文、物理、数学和化学老师个个都响当当，我语文水平的突飞猛进就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学习教育，正是在这里我才真正学会怎样写作文。也因此，在我高二时，学校举办的高二和高三学生合并进行的作文竞赛中，我获得了当时唯一的一个一等奖，尽管后来的作文成绩并非每次都如老师所愿，甚至有一次马志高老师还戏虐式地批评我说：“你竞赛获一等奖的作文难道是抄来的！”但无论怎样，靖远一中的高中学习为我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厚实的文字功底。

在靖远一中时的另一大收获在当时感受并不深刻，直到走出靖远一中多年后才体会出它的分量。那就是那些与我朝夕相处、同食共寝、共同经历艰难岁月的同学们，我现在时常都会回想起他们当时那生动活泼的表情，可爱有趣的模样，他们淳朴的情感已经成了我今天人生中重要的精神财富。不仅如此，在靖远一中三年的学习经历对于我的重要性还在于，我的人生理想在这里一天天变得丰满，由一开始只想考靖远师范，将来回乡当个老师，到后来高考前已经一心想要走出甘肃，去了解外面的世界，还想在将来能够有一天去体验那些自己没有见识过的人生。从这里出发，我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步理想，成就我人生的第一次起航。

奔向大学的心情是兴奋的，但当大哥和大嫂送我到兰州火车站，从车窗给我丢进已经攥出汗渍的、准备用来逛兰州城的五元钱后挥泪离去时，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用手背抹去自己的泪水，心里也告诉自己，从此我要独自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寻找自己的梦想。虽然内心有胆怯和彷徨，但更多的是充满向往。这一年是1983年,我来到了传说中的天府之国，进入了成都气象学院，从此我迈入了气象领域的大门，与气象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我长达30余年对气象科学奥秘的探求。

不过，刚开始工作时，我对气象研究工作并没有多大兴趣，所以在工作的最初一两年里也很贪玩，真正让我内心走进气象科研大门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有机会参加了由叶笃正和高由禧两位气象大师领衔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黑河地区地一气相互作用的观测实验研究”，该项目是当时国内几个为数不多的国家基金重大项目之一，引来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科学家参与合作。在项目组胡隐樵等老先生们的指导下，我逐渐对气象科研工作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埋头钻研科学问题。而且，比较难得的是，我在虚心向老前辈们讨教的同时，也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一些后来在科学界比较认可的好文章就是在有些前辈们有异议的情况下投出去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我在科研上就有了明显的成长，也完成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成果。由此，在1994年获得了“赵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工作奖”，并在1996年又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方树泉青年科学家奖”，这都是对青年科技工作者而言含金量很高的奖励。接着，我参加的“黑河地区地一气相互作用的观测实验研究”项目还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我作为唯一的一个年轻人被列入该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之一，这对当时才二十多岁的我是极大的鼓励，也大大增强我在科研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信心。1995年，我在任中级职称仅3年后，就被中国科学院兰州高原大气物理研究所破晋升为副研究员，开创了该所的先例。此时，我终于明白了“天道酬勤”所蕴含的道理。

当时在大学时还有些懵懂，并不完全明白所学知识能有何用，到进入科研工作实践后才发现，大学时所学知识的其实严重不足，深切感受到需要对专业基础知识继续“充电”。所以，在年近30岁时，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新婚妻子，孤身走进了大学校园继续深造。在这次求学历程中，妻子一直是我强大的精神后盾，她用女性的柔情和体贴给予我极大的支持和关心，使我能够安下心来，畅游在科学的海洋中。在南京大学的三年，我师从著名的大气边界层专家赵鸣老师，同时还时常有机会受教于伍荣生院士和余志豪老师等金陵一批气象名师，他们所传授的专业知识让我受益良多。赵鸣先生是个学识渊博又为人十分谦和的学者，我与他亦师亦友，相处甚为投缘，对科学问题的交流探讨也颇为深入广泛，这使我打下了坚实的专业理论基础，我的科研素养也由此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我连续获得南京大学第十五和十六届“光华奖学金”，这个奖是光华教育基金会设立在一些名牌大学、针对硕博研究生的最高奖励，一般每个院系最多也就一名获奖者。在这片江南的科研沃土上，我凭借自己扎实的知识基础、勤恳的学习态度和不菲的科研成绩，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我在研究生期间的表现也得到了系里领导和教授们的普遍认可，在我毕业时系里领导和教授一再挽留我留校执教，尤其是赵鸣老先生一心希望我能留校接下他的衣钵。但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促使我又毅然返回了兰州。

由学校重返科研工作岗位，在学校“充电”和“磨刀”的作用很快就见效了，学习积累的能量也立即爆发了出来了，我连续在一些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科研工作开始风生水起，并很快申请到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这在当时是相当不容易的。此时，也逐渐在国内气象科研战线崭露头角。1998年我又被中科院兰州高原大气所破格晋升为研究员，这是在我破格晋升副研究员仅仅3年之后，当时我年仅33岁。

我的科研成果也开始受到一些国际著名科研机构的关注，1998年我收到了美国国立亚利桑那大学希望聘任我做客座研究员开展合作研究的邀请，并邀妻子同行。当时正值妻子怀孕，在我犹豫之际，妻子让我不要放弃这次难得机会，一再动员我安心去美国深造。这一年的春天，我含泪舍下妻子，奔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与美国同行针对海-气相互作用问题开展合作研究，我的工作很快就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赞誉。一年访问期满后，美国的合作单位诚恳希望我能继续留下来进行长期合作，那时国外的待遇与国内相差很悬殊，这种挽留的诱惑还是很大的，但对家人的思念和单位的工作需要的最终召唤我放弃了继续留在国外的机会。

（作者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回到国内，我被单位任命为高原及其周边气候与环境开放实验室副主任，并且作为骨干成员参加了黄荣辉院士主持的国家首批“973”项目-“我国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的研究”，这也迎来了我在科研道路上的春天。我的科研潜力和在国外养成的科研习惯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与黄院士合作先后发表了一批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力的论文。此后，我又多次赴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地交流学习，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在大气科学领域颇有影响的青年科学家，我的科研业绩也引起了国内外气象学界的关注，多个国内外知名学校和发达省市的研究院所不断向我抛来橄榄枝，面对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我有过动心和犹豫，但最终都拒绝了。面对周围许多人的不解和质疑，我毅然选择坚守西北，服务乡梓，根植于虽贫瘠落后却让我牵挂难舍的故土。我常想，能为落后的家乡做点事也是一种幸福！

2002年，我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这一年，国家进行公益类科研院所改革，中国气象局作为试点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八个专业气象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却由于经济条件和地理位置等原因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人选，如果招不到合适的所长，改革试点就势必会受阻。我当时觉得家乡的事情家乡人就应该责无旁贷，同时竞聘也是对人生的一次挑战。于是，我决定放弃当时中科院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科研环境，参加了公开招聘答辩，并赢得了由中国气象局相关领导、著名院士和专家组成的招聘委员会的赞赏，在竞聘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气象局兰州干旱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作者和他的科研团队）

主持干旱气象研究所工作之后，百废待兴，任务很艰巨，我带领新起步的研究所，改革创新，奋力发展，在科研氛围营造、人才培养、科研申请、经费获得、论文发表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不懈努力，使干旱研究所脱胎换骨，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组织干旱研究所牵头联合兰州大学和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申请到甘肃省政府第一批十大重点实验室之一即甘肃省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实验室，成为全国气象系统第一家跨部门联合省级重点实验室，尔后该重点实验室又以优异的表现顺利申请为中国气象局部门重点实验室,为干旱研究所搭建了科技创新的平台。之后，有组织成功申请到干旱气象博士工作站，积极推动成立了与高校合作的研究联合培养基地和兰州国际环境蠕变研究中心，建立了与国际国内合作开展科技攻关和人才培养的平台，使兰州干旱气象研究所顺利迈进了国家级研究所的行列，人民日报专门以《找回失去的信心和干劲》为题报道了干旱气象研究所改革发展的事迹。鉴于取得的工作成绩，2003年5月我被任命为甘肃省气象局局长助理，同年11月又被任命为副局长，由此开始了我长达十多年管理与科研一肩双挑的角色。

近十多年来，我始终关注着干旱灾害、沙尘暴、城市大气污染等热点问题，一心想要用自己的科技成果服务和报效家乡父老。我带领团队紧紧围绕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攻关，形成了一些既有理论创新又具有现实价值的成果。

（作者参加soichi开放·共享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盛典）

由于自小在甘肃农村长大，更能体会到气象灾害给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命财产带来的危害。我与团队同行致力于发展气象防灾减灾技术，本着“条件不好就自己创造条件，经费不足就省着花”的信念，带领科研团队针对西北干旱气象灾害形成机理及其防灾减灾技术问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与成果推广，显著提升了气象干旱及其衍生灾害的监测、预警水平和服务效益，使西北重大气象干旱事件预测准确率提高了约10%，准确预测了多次重大干旱。发展的农业抗旱减灾技术已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科技“法宝”，在西北地区和周边省份得到广泛推广。有关科研成果还被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国家决策高层的关注。

在甘肃土生土长的我深知水的重要性，也更加明白缺水是干旱灾害的“病根”，但我国西北甚至整个北方大部都降水明显不足，只靠在降水上做文章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干旱问题。于是，我的团队将重点放在了向天“借”水上。首先是科学开发利用露水资源。我们发现了露水对干旱区陆面水分收支的重要贡献，揭示出了有利于降露形成的气象条件，提出了一套开发利用露水资源的科学方法。其次是有效利用空中云水资源。我们深入祁连山区开展多年地形云和云水转化科学试验，建立了该地形云形成降水的物理模型，研发了智能化的人工增雨抗旱作业指挥系统，提高了人工增雨抗旱的科学水平，该系统不但在甘肃广泛应用，还推广应用到新疆、云南等多省（区），在抗旱减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在石羊河流域生态环境重点治理等生态环境建设工程中发挥了重要科学指导作用。

（作者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证书）

兰州在上世纪80-90年代曾是国际上出了名的大气重污染城市，长期生活在兰州，我对大气污染给城市形象和百姓生活所造成的危害有更深刻的体会。因此，带领团队对如何有效治理兰州大气污染的技术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气象专业角度对兰州市大气污染防治问题提出了科学思路，在兰州大气污染治理方案中被采纳，为兰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做出了科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