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新疆阿勒泰那天，我删掉了电脑里的17个文件夹、381条记录。
我想来一场干脆利落的告别。电脑里的记录抹掉了，自己的心却永远留在了那里。
那是一个我离开5年、时常想回去、看到照片鼻子会发酸的地方。
那也是迄今为止，我在祖国版图上抵达过的最远地方。
阿勒泰是中国的一个角落，地图上大公鸡尾巴翘得高高的地方，它在阿尔泰山南麓，被216国道线牢牢拴在西北最末端。北面是漫长的国境线，常年积雪，四面环山。很多人因为作家李娟写的《阿勒泰的角落》而听说过那里。
阿勒泰地区太大了。它有11.7万平方公里，是我家乡天津的近10倍，人口66万，远不足天津的二十分之一。“阿勒泰”是突厥语，意为“金山”，有“阿尔泰山七十二条沟，沟沟有黄金”之说。
李娟在阿勒泰的一个角落，我在另一个角落。
我们一行14个人的支教团是在盛夏到达阿勒泰市的。
我曾想象，要到达的远方，满大街都是卖切糕和烤羊肉串的大叔，戈壁滩上挨着个儿躺满了胖胖的哈密瓜，葡萄沟不远处就是大片大片的白棉花。
事实上，这里年均气温4℃，3个月的无霜期，特产大雪。这里城市建设完备，有溜光的柏油马路，百货大楼也入驻了高档化妆品的专柜。
学校操场边的哈萨克少女
我们支教的高中在当地首屈一指。近一半学生是哈萨克族，他们第一次出现在我朋友圈就因颜值获赞无数。他们会讲哈萨克语、汉语和英语。
第一次英语辅导课上，大家自我介绍：藏哈尔是“高大的山峰”，朱丽德孜是“星星”，阿依达娜是“月光下的少女”，哈里哈西是“小燕子”，波塔是“小骆驼”。
“塔里哈尔，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好奇。
“不告诉你，他们也都不知道。”他有些得意。
好吧，“不想说”又有什么打紧的呢？课堂上，师生也是一种平等的配合关系。我们需要给彼此更多的尊重。
她们叫我“玛丽”。刚到时，学生去办公室找我，年级主任说你们马老师去领新书了。不知道传到班里为啥就变成了“玛丽老师”，已经传开了，就没改，Mary就成了我的英文名。为此被支教团的老师笑话了一个月，堪比理发师Tony。
后来学生们给我起了哈萨克语名字，“茉莉德尔”，是清澈、小溪的意思，团里的老师因为只有我有此殊荣，所以称我“小茉莉”老师，后来大概因为我特能吃抓饭，就变形成“小米粒”。
我带高一年级一个普通班和一个特长生班的英语课，平均每天上3节课，批改作业至少150本，晚上回到宿舍继续做课件、写教案，通常被子还没盖上，人就睡着了。有时候，做梦都是在讲台上暴走。
站到讲台上是最踏实的时候，我似乎在粉笔灰里得到了某种神秘的力量，瞬间有了天然的大嗓门和抑扬顿挫的声调，还有偶尔“狰狞”的面目表情。“来，抬头，看黑板”是我唤起他们注意力的咒语。
特长生班的学生很多时候都不算乖巧。
他们喜欢在课上叠纸飞机，画太空飞船，起立的时候互相撤板凳，用课本作“掩护”，在课桌上带蜗牛散步，将两个透明胶带芯窝在眼眶里，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站门口迎接我。
一个学生虽然是文科生，但是个“发明狂人”，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曾发明了一款“点痣器”，用各种电池导线鱼钩，把自己脸上的痣烧糊掉了。
还有一个学生，一整节英语课都在偷偷雕刻橡皮泥，我发现时，已是只逼真的拇指大篮球鞋。“老师，你学过《核舟记》吗，我这个技术比它如何？”
有次，下课前，我把作业打在6张幻灯片上，每天完成几项，背哪里的单词，很细致。他们将有6天的古尔邦节假期。
“呀，老师留少一点少一点。”
“不多，前3天基本上没有作业的，你们可以去拜年。”
“老师，我们6天都要去拜年！”
学生习惯和我讨价还价、撒娇。有时作业多了，他们就喊：“嗷，Mary作业太多了！觉都不够睡！睡不好觉，怎么长个子啊！”
抗议无效。长知识与长个子本来就不冲突。
很多时候，我也不温柔。甚至想变成他们的亲妈挨个儿揉圆搓扁名正言顺地揍一顿。
学生总结过我的暴脾气：不认真听讲的时候，会先祭出“眼神杀”；被无视后，会掷出我的“暗器”，那通常是个粉笔头或听写本；最严重的后果是被我带回办公室。
学生在课上扮“鬼脸”
“起立，你不是想说话吗，下课跟我去办公室，让你说到不想说为止。”我点名班里说得正热闹的学生。
“你看啊，我有这么多书，都没有时间看。既然你那么想说话，就读书给我听，一直读，读到你不想说为止。”我从书架上随手抽出周作人的《夜读抄》，递给他。
他也不惧，站我办公桌边读起来。读完三行，抬头，“老师，能换一本吗？”
有时气氛缓和了，熊孩子们在办公室里给我讲被初中老师惩罚的往事。
“你知道吗，就冬天，我们拿着塑料桶去操场上装满雪，然后两脚踩着桶沿，蹲上去，直到雪全部化掉，我们才可以下来。”
尽管我时不时“修理”他们，可他们还是很爱我，说我的课很有趣。
“玛丽，你知道吗？”我的课代表沙塔娜在微信上向我语音播报，昨天班里要选副班主任，全班都在讲台下喊我的名字。沙塔娜故意把“全班”两字拉得很长。
来到阿勒泰的第一个月，我顶着小雨在邮局门口写明信片，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我很爱我的学生们，我爱她们金子般的心灵，爱她们名字中的月亮、山峰、草原和花朵。”
“这里的人们很淳朴，这里的街道只有一条，这里的物价很资本主义，这里的蔬菜只有土豆洋葱西红柿。”
明信片还在路上，我和学生发生了支教期间的最大一次“冲突”。
我和Lebron之间的战争“爆发”在一次英语自习课，因为他“在英语课上写物理作业”。
我生气地将他的物理书和作业本扔上讲台。他也不示弱，从座位上站起来，像个发怒的小狮子，冲上讲台抢回自己的书。
他站起来高我一头半，性格大大咧咧、作业字迹潦草，但成绩很好。他也是班上最挺我的学生。
课堂上，我每讲一个知识点，都会向讲台下问一句，“可以听懂吗？”“老师，可以——”他老大声地把音拉得很长。他也喜欢偶尔出个难题，当堂考考我。
我把从母校南开大学带来的三枚青花瓷书签奖励给班上的学生，他拿到了其中一枚。
可这次，他不仅顶撞我，也让我建立起来的做老师的信心瞬间崩塌。我带着眼泪走出了教室。
晚上，我收到了班里41名学生的短信。 “老师，你可不要再难过了吧，我们都很爱你啊，希望你明天回来上课” “老师，你要是还不舒服，我明天去揍他一顿”……这些信息里，唯独没有Lebron的。
他的行为被学校的老师们判定为“恶劣”，但他依然拒绝认错。
不知道别的老师对他说了什么，第二天下午，他带着一束鲜花来办公室。卡片上，他只写了两个词，“玛丽，对不起。”
这张卡片的背面被我写上了冬季学校作息时间，贴在墙上整整一年。
通往阿勒泰的公路 刘瑞麒/摄
此后的课堂还像往常一样。我依然上课提问Lebron，依然偶尔开他的玩笑，他也还会和班上同学在我上课的路上拦住我叨叨两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Lebron的英语书封皮上用黑色碳素笔写了一行大字，“不许惹老师生气”，被反复描了很多遍，描得很粗。他尴尬地冲我笑笑，我却笑不出来了。
我没有生Lebron的气，却对自己很失望。我很内疚，为什么在学生成长的路上，自己没有保持足够的理智和宽容。Lebron的代价是一个处分，而我的代价却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和自己的斗争。
很久之后，我开口和Lebron聊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已经在和他们相距4000公里外的天津。
“对不起，为由于我的不成熟而给你带来的处分而道歉。”我终于在手机里敲下了这行字。
“说啥呢，本来错就在我。就像你说的，我应该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处分没事，我后来又背了一个，害得我们班主任连年终奖都没有了。”
Lebron说的第二个处分，是他因为抢宿舍楼下的乒乓球台子，对一个学生大打出手。为此，老师们都快被气晕了。
再后来，听说他很乖，很安静，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我在阿勒泰有段“集资”奶疙瘩的“丑闻”。
课间总有不同班级的学生在办公室门口探出个脑袋，小声喊着“老师，出来一下”，然后迅速塞到我手上几块奶疙瘩。就这样，我的桌子上堆起了一小座“奶疙瘩山”。
一块奶疙瘩差不多需要用一小桶牛奶才能制成。据说，世上几乎找不到两块风味完全一样的奶疙瘩。它是游牧时的干粮。以前在冬牧场，酸奶疙瘩还是牧民面条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是醋的替身。
李娟在《春牧场》里写道，“哈萨克人做客通常是很郑重的事情，哪怕是孩子，也带有礼物上门。礼物通常是一块旧软绸里包裹的风干羊肉和几块奶疙瘩。”
我养成了每天一块奶疙瘩的习惯。早晨到办公室，拿出一块酸硬的奶疙瘩咬一咬，提起一天的精神，然后小心地用纸包好，放到书架边，奔去班里上课。批作业累了，再从书架旁拾起早晨的奶疙瘩，叼在嘴里。
一块奶疙瘩我可以磨磨蹭蹭啃上一天。这在学生眼中，也成了办公室一景：南开大学来的英语老师每时每刻都在啃奶疙瘩。
俯瞰阿勒泰市区 刘瑞麒/摄
阿勒泰市和天津市面积一样大，可我却觉得它很小，一条南北主干道。打车很便宜，起步价3元，基本可到达我出行的全部目的地。
这里没有新光天地，没有百盛银泰新世界，也没有中影万达大悦城。
我们最多的娱乐就是散步，就像当地人说的，“阿勒泰就是‘一个馕饼从北滚到南’。”
“华丽”是一家商场。每次散步到这里，我都会想起帕孜来提的话。
有次上课，我讲词组“be native of（某物是某地专有的）”，帕孜来提造句：“Huali is native of Altay。（华丽是阿勒泰所特有的）”。我惊异于她们的思维，灵活而可爱。
偶尔，我们会奢侈地去看电影。
老谋子的《归来》上映，我心心念念要去看一场。刚来的时候，我立志不能降低伪文艺青年的生活品质，7个人去看的《速度与激情6》。多好看的电影啊，有一段却只能听见声音看不到赛车。坐前排的大姐说，哎，屏幕太小，估计冲出去了吧。
心情不好时，“海陆空”就搞定了。海陆空，就是一个长约一米半，宽约40厘米的铁板上，把土豆、红薯片铺在最底层，上面有烤鱼、烤鸡翅、烤羊肉等，天上飞的、地上长的、水里游的都在里面。端上来的时候还滋滋直响，“好吃到流眼泪”。
我们还喜欢在桦林公园一个“海拔888米”的牌子下照相，并决定照全四季，这个心愿终究是实现了。
秋天的桦林特别美，跟油画一样。只可惜镜头太渣，糊了一片。
李娟在文章里写道，几乎这里的年轻人们都向往着外面的世界。也有很多年轻人天远地远地跑到阿勒泰这个边地小城，来之前，无人不心怀浪漫想法。但是，世上还有一个词叫“现实”。差不多所有人最后都会对这里失望，顶多两年就纷纷离去。就算为了生活不得不留下来，也一个个牢骚满腹，百般不顺。
学生们的篮球赛
松哥姓什么我们都记不清了，支教团的老师都这么称呼他。他是四川人，毕业于四川一所高校，2010年4月25日入疆，教地理。
学校安排年轻老师互相听课，我曾在他的课上听他给学生讲，“像我们国家，北有冰原，南有大洋，西连大漠，东接大海，这才是大国。”
冬天的时候，他经常在学校教职工健身房和我争夺唯一的一台跑步机，那台跑步机太老了，人在上面跑能感觉到它的剧烈抖动，后来干脆坏掉了。支教团的袁老师每天绕着室内的羽毛球场地跑100圈，经过他“精确”测量，场地一周是40米。
“我那时拉了一个行李箱，48小时的火车从成都到乌鲁木齐。然后坐12个小时大巴到阿勒泰，4月还是挺冷的，还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穿一件黑棉衣。”松哥试讲的内容是《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因为试讲要求是学生学到哪里，教师就要从哪里接着讲下去。
平凡的热情能催促人去远方，强大的热情则会让人在远方停留。留下来的松哥把新疆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离开新疆时，我才意识到他这句话的普适性。自己早就不说“你们新疆了”，而是“咱们新疆”。
在这座小城里藏着很多梦想。
阿勒泰是一个“特产”将军的地方：整座城市倚靠着将军山，城里干道旁有一棵将军树，一个古旧的大门为“将军门”。
将军山在克兰河东岸，隔河相望的便是骆驼峰。两山对峙，是阿勒泰的象征与骄傲。
阿勒泰的牧区
学生臧哈尔告诉我，他们乐队的排练室就在将军山后。
这个看上去瘦弱的哈萨克少年总喜欢用“燥”这个字。他喜欢听“重金属”。平时自己翻译外文歌词，那些歌 “阿勒泰听过的人也不一定超过5个”。
在将军山上，他们有一间简陋的排练室。阿勒泰的冬天有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他们便自己拖煤上去，长长的斜坡，是4个孩子的坚持。
乐队磨合得差不多了，他们在一家KTV租了场地，开过一个专场演出，收门票。去的人比他们预想的多很多，场面很火爆。他们挣了近2000元。
“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怎么办？”
“不会的。”藏哈尔说，“如果有一天乐队解散了，我会说，这是我的第一支乐队。”
为了让新来的老师保持对高考要点的“题感”，学校要求我们参与高三年级的月考和期中考。
答题卡让我有种穿越感。
英语150分中，有90分是客观题。但这里使用的“答题卡”，并不是机读卡，而是教师“人读”——点一支熏香，在正确的选项上烫出洞，覆在学生的答题卡上，能重合露出黑色铅笔涂痕的便是对的。
阿勒泰的冬天来得很快。
考试进行一半，窗外的雪花便大片大片地飘下来。我在草稿纸上写，“窗外下起了白色的饼干。”
每年有6个月的雪期是这里值得炫耀的资本。
随便一场雪，就能没过膝盖。连着几天飘雪，雪都能堆成腰那么高。听老支教人说，冬天，你觉得整个城市都矮一截似的，建筑物、指示牌什么的，都只高出地面一点点。
在玩雪这件事上，我的学生们把阿勒泰以外的人都称为“南方人”。
南方人打雪仗是团个雪球，扔过去。阿勒泰最传统打雪仗的方式是，一个人过去，咔一下撂倒一个人，然后出现一堆人，搓搓手，立刻铲雪，把这个人埋掉。大雪到来前，学生冲我坏笑一下，“所以说，雪后不要落单。”
我就被“活埋”过几次。下课铃一响，便有学生跑到上讲台，“哎，老师，我帮您拿书，给您拿电脑”“手机、钥匙也先放我这呗”这真是一个“不良”信号。
后来，年轻老师们得到的经验便是，在大雪堆积的日子里，布置两分钟自习，提前“逃”回办公室。
他们也会在回办公室的路上设下“埋伏”，将办公室门口的地拖上很多遍，老师们踩着冰碴极易滑倒。
等操场上的雪足够厚了，“雪地杯”足球赛也要开幕了。
雪山辉映禾木村 百合香/摄
山上是一派林海雪原、皑皑雪山的景观。滑雪行家说，这里的雪质是全国最好的，足以媲美日本的北海道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
阿勒泰有着古老的滑雪传统。在图瓦人居住的地方，夏季游牧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3个月。冬季里，零下三十几摄氏度，积雪达1米深。牲畜寸步难行，滑雪成了他们在山谷中疾走、迁徙、运输、狩猎的重要方式之一。
2015年发布的《阿勒泰宣言》认为阿勒泰是世界滑雪起源地，至今已有1万年的滑雪历史，超过之前考证的挪威滑雪史4500年，俄罗斯滑雪史8000年。
对于这里的学生来说，滑雪就像走路吃饭一样，不属于特殊技能。我有学生曾在13岁时获得全国滑雪比赛第二名。她的身体素质看上去并不出众，平时话少又低调。提起获奖，她无比淡定地回答“嗯，是有这么回事，上初中的时候了”，兴奋程度似乎还比不上考个班级第一名。
阿勒泰的冬天漫长，天上时不时飘下“锅盖”大的雪片，日落的时间从晚上10点挪到了约7点。
我们出门前都会精心装扮一番，头上戴着帽子耳包，脚上有三层袜子和厚厚的雪地靴，我俨然把自己裹成了一只“会讲英语的狗熊”。
团里的人相继病倒。
我的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二十几岁的姑娘，整张脸没有一平方厘米的好皮肤。因为水土不服，脸上除了痘痘，就是痘疤，还有的正在酝酿生长，马上破皮而出。严重的时候，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照镜子。涂抹药膏时，都是对着手机屏幕。还有学生给我找秘方，送酸奶抹脸。
“马老师，你的脸？”问得人多了，我反问：“我脸怎么啦，脸上长胡子了吗？”
脸还是要的，我不会放弃治疗。
“哈萨克医医院”的汉字和哈语写在一块铁牌上，白底红字。医院的建筑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墙体是浅蓝色，屋檐用红色勾边。
我是支教团里唯一一个去哈萨克医医院看病的人。在医院就诊时遇见隔壁班学生米克的妈妈，她是这里的医生。知道学校不方便熬草药时，她便贴心地表示，明天一早米克上学时会带到学校。
我躺平了，床边的机器开始喷蒸气，整张脸被“浇灌”透了，蒸气停止，医生开始下针。把痘痘挤出来。
前前后后，我的脸上至少留下了上百个针眼。
翻身下床，自己去走廊尽头的水房洗净残留的药物。楼道里的待诊病人或坐或站，对我行“注目礼”。直到我在墙上的镜子里，看见被蒸汽喷湿又压变形了头发，那张红肿，充满针孔的脸丑到极致。
冬天的阿勒泰白昼也变短了，天色暗了下来。我站在公交站牌下，戴着护士好心塞给我的蓝色口罩，心情很复杂。
电商300亿元的成交额，恒大夺冠带来的新讨论……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与我有何干系呢？我只关心我的脸，我只想健康地回去。
有次上楼，听见身后有两个女同学小声说，“呀，那个支教老师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哦。”我不敢回头，我的脸确实很烂了，还不许别人说吗？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我们班长的吼声，“说啥呢，我们老师的脸怎么了？”
再回头，他的拳头已经举起来了。他嘴里嘟囔着，“滚一边去，看你们是女生就不揍你了，以后把嘴刷干净再出门。”
我们班班长快1米9了，我经常仰着“月球”脸骂他，他也一副没睡醒或无所谓的样子，从来没有私下和我开过玩笑，关系也很冷淡。
可就在那一瞬，我突然感动得想哭。
新疆阿勒泰的春天
新年快到了，学生们放寒假时，我们有一个月的返乡探亲假。
我的学生达吾列跑来办公室交作业时，给我科普阿勒泰的鱼，“细鳞蛙、哲罗鲑、白斑狗鱼、河鲈、鲤鱼、高体雅罗、贝尔加雅罗、江鳕……”他的重点是：“要是你们寒假的时候不走就好了，可以来我们福海县看看‘冬捕节’。”
团里的人对回家似乎也没那么渴望。直到回家前一天，袁老师还有高二年级的5节数学课要上。他站在讲台上，没完没了地讲着椭圆和双曲线。
因为时间冲突，他上了13班的第四节课，就没法上14班的了。他给学生们道歉，课程实在倒不开，没有机会给他们上本学期的最后一节。
“第四节课，我一推门进教室，就傻眼了，另一个班的搬着凳子挤在过道里、讲台旁，原本容纳60个学生的教室，坐了120个学生。”袁老师说，“我觉得值了，真的值了。”
另一个深刻在他脑海里的场景是元旦演出，体育馆里黑压压坐满了人，袁老师带的100多个学生站到板凳上，扯着嗓子在下面一直喊“袁埜我爱你”，他差点掉眼泪，“那种感觉这辈子不会有第二次了。”
阿勒泰纬度高，10月飘雪，转年4月底才能春暖花开。
阿勒泰的春风“如母亲的手”，再过一个月开车进山，你会惊奇的发现，山上的景观以阳光照射的地方分界，一面鲜花遍野，一面白雪皑皑。
山上攒足了6个月的冻雪化冰成河，携着泥来势汹汹，清澈的河水变得像黄河一样浑浊。阿勒泰的自来水为冰雪融水，春天的水会带有泥沙。白衬衫被我悄悄收进了衣橱。
经历了一次文理分班后，我和一些学生成了彼此的“前任”，而我离开的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没课的时候，“前任”们频繁地从教学楼的一端跑到办公室所在的另一端，从一楼再爬上三楼，凑在我的办公桌边。
可我每个课间都忙着给“现任”讲解阅读，只能一脸歉意地朝她们笑笑。她们不走，也不说话，就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
6月19日，我在12班上了最后一次课。没有正式的告别仪式，却第一次泪洒讲台，这个我站了一年的地方。我承诺他们，两年后，我研究生毕业，他们参加高考前，我会回来给他们助威、打气。
我听见第一排的学生小声说，机票钱多少？到时候我们凑钱，你要回来看看。
然而我没能兑现这个承诺。他们高考的日期与我研究生毕业答辩日期相撞，那成了我过去生命里撒的弥天大谎，也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松哥说，“来这里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人生本来就没有最好的选择。”
离开时，学生们送了我一个10分钟的视频光盘。全班学生在操场上大声喊着“Mary，Mary我们爱你，你永远是12班的大美女”。
我的抽屉里塞满了她们留给我的东西，照片、信纸、巧克力、新疆风情的小帽子……桌子上有一小袋奶疙瘩，一张小纸条上，有学生歪歪扭扭的字迹：老师，你知道吗，每个哈萨克人都是啃着奶疙瘩长大的。牧民家的孩子远游前，母亲都会在行囊里塞一包亲手做的奶疙瘩，那是母亲的手艺，那是故乡的味道。
7月2日，我背着这些奶疙瘩上了飞机。自此，我再没去过阿勒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