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的衣食住行都跟锦江有着不解之缘，锦江是老成都人的捕鱼场，也是老成都人的游赏乐园。锦江上飘拂过旅人惬意的笑声，也洒落过生离死别的泪水。
水上欢声
锦江穿流市区，像两条修长柔软的手臂，将老城区紧紧环绕，最后在九眼桥附近的合江亭汇合。两江环抱、水色空朦的气象，最令成都人骄傲。老成都人的衣食住行都跟锦江有不解之缘：灌溉、行舟、漂木、饮用、洗漱、游乐……哪样离得开“二江”呢？
合江亭附近的水津街是老成都的柴市，旧日市民用作主要燃料的木柴多由岷江漂送。每当夏季丰水期，顺流而下的漂木在江边随着波涛起伏冲撞，船工们赤着上身，用带钩的竹竿将原木收集拢来，场面十分壮观；不远处的太平下街是竹子市，江中江岸满是竹排、竹筏和竹子堆成的小山；临近还有热闹非凡的盐市、米市；东门大桥的鱼码头则是鱼、虾、蟹、团鱼的天下，活蹦乱跳的水族时常引得小孩垂涎欲滴；北门大桥附近有大安米市，下游的小南海菜蔬码头，堆满新鲜又便宜的时令蔬菜……水量充沛的岷江，将积雪消融的沁人清流源源不绝地输往成都，也将水的生机与欢愉送达古城。
锦江是老成都人的捕鱼场。成都处于内陆盆地中央，境内水脉纵横，不乏鲫鱼、鲤鱼、鲢鱼、黄辣丁、泥鳅、虾、蟹之流。清末民初时南门大街、湖广馆、棉花街等都有鱼市，但鱼类在老成都人的饭桌上并非天天可见，它们是待客的佳品，是寻常人家的上乘菜肴。
老成都人捕鱼的方式五花八门，捕鱼工具有虾耙、罾、网、钓竿、渔叉、豪子等。因为鱼虾多，就是用手捧、用木棒或石头打、用筲箕撮，都能有收获。最有趣味的是鱼老蛙船、鱼猫子船，捕鱼人专饲鱼类的天敌为捕鱼工具，效果当然奇妙无比。远离大海大湖，老成都的捕渔业未能脱离小打小闹的家庭作业方式，虽成不了大气候，倒也别有一番风味。锦江的鱼有多大呢？据当时人们的回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九眼桥一带水域曾发现过一米多长的大鱼，一两尺长的鱼当然就平常得很了。
锦江也是老成都人的游赏乐园。“游锦江”是市民的至爱，这一风俗可以追溯到唐宋。清末民国时，游锦江、赛龙舟依旧是让人陶醉的盛大节目。从万里桥开始，游江的画舫和喧哗的笑语填塞锦江，岸边人潮涌动，往往入夜后仍然弦歌不绝。
陆游曾为之迷醉的“青羊宫到浣花溪”，到后世风采不衰。明代散文家钟惺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来成都公干，也曾兴致勃勃出南门，沿江西行寻访少陵草堂、武侯祠。他的《浣花溪记》描述：锦水漫江碧透，曲折婉转，或远或近，一路相随。从万里桥至青羊宫一线，“竹柏苍然……水木清华，神肤洞达。”再往前行至草堂一带，更为清幽，房舍树林掩映流水，竹篱板桥，水槛木亭，都别有风致。清末民国学者赵熙则这么吟咏那一带的景致：
青羊一带野人家，稚女茅檐学煮茶。
笼竹绿于诸葛庙，海棠红艳放翁花。
依旧是花艳竹翠，一派田园野趣。不论在不在花会期间，成都人对青羊宫到浣花溪的兴致都是不低的。
除了水，浣花溪一带的风物以杜甫草堂，以花木和幽深取胜；城东望江楼附近也占尽锦江春色，成为另一个诱人的去处。纪念女诗人薛涛的古井在明代已是名胜，与之毗邻的胜迹，还有几处清代嘉庆年间兴建的亭台楼馆。薛涛井乍一看也无特异之处，但是据说它很神奇——即便天旱，井水水位依然很高，距井口不过一尺多，而且取之不竭。而井水之清冽甘美，更是胜过锦江水百倍。所以，薛涛井畔的茶园，往往座无虚席，旁边还有五间大厅，是供人品茗的雅座。每逢乡试期间，井水还要被运往市中心的考场，供考官等饮用。那时节，薛涛井边还会派驻专门的守护人员，不许寻常人等随便来挑水。
光绪年间，薛涛井附近又建成崇丽阁（俗称望江楼）、濯锦楼，重建了吟诗楼等，与明代亭台相互辉映，加上曲径通幽，修竹疏篱，很引人流连。崇丽阁在原回澜塔旧址上修建，得名源自左思《蜀都赋》的“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它近40米高，飞檐高悬，气势恢宏，雕梁画栋。登上高层俯瞰江水东流，似觉水汽蒸腾。远眺望百里外的青山，翠色扑面而来。
据说四川文风虽盛，清代却没有出过一位状元为地方增色，士绅乡贤深以为憾。而本地有一传统，凡大型公共建筑落成后，都必定要请名公巨卿率先登临，以求吉祥。这一年的四川乡试副考官为贵州第一位状元赵以炯，众人议定，待考试结束，赵状元一出闱，就请他登上崇丽阁。果不其然，沾了赵状元的喜气，没过几年，四川就出了清代唯一的状元骆成骧。
九眼桥外本来就是东去的水码头，在古刹雷神庙饯行、接风的人每天络绎不绝。自崇丽阁等建成后，水榭风亭又添奇趣，来江边郊游宴饮的人日益增多，冠盖往来，车马驱驰，茶馆饭店生意异常兴隆，更有各方名士为亭台楼阁题咏、撰联。晚清著名诗人、书画家顾复初为濯锦楼题联：“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写景言情都与江畔的胜迹分外熨帖。望江楼这一“岁时游宴及离樽送行之所”，更趋繁华。1928年，望江楼一带辟为郊外公园。直到今天，望江楼公园的建筑群体，大体格局仍与光绪年间相仿。
帆影点点
锦江上飘拂过旅人惬意的笑声，也洒落过生离死别的泪水。
两江水量充沛，冬季也能行船，九眼桥下游水深数米，因而两江上航行极盛，樯橹如林，帆影点点。向下游运旅客和百货，从上游输送木柴、盐巴、农副土产的大小船只，一年四季穿梭往来。即便到了1950年代初，成都至乐山段仍可通行10吨左右的木船。
拉着上行船的纤夫，赤脚过沙滩、涉浅水，步履沉重坚韧，挣扎着弯向地面的脊梁，已被阳光镀成釉亮的紫黑色；顺水行舟的划桨人就从容得多了，他们用乐山话唱出的小调（当时船夫以乐山一带人居多），有轻松的戏谑色彩。船上的旅客在这种悠然的氛围里，最能体会到船出望江楼后扑面而来的野趣：竹外桃花、春江水暖、家禽戏水、杂花生树……
载客船有大有小，小的叫“半头船”，可容纳五六人住宿，大船则一般只包舱面给坐客，底层由船主揽货。比较而言，下水船比上行船价格略便宜，船家供饭，菜蔬由客人自办，停泊起行，一般唯客命是从，所以沿途游览、购物很方便。
1912年夏，儒教的叛逆者吴虞应邀前往乐山，以排遣郁悒。毕竟是不赶时间的从容出行，按照当时惯例，第一天中午启程，泊船于望江楼下，接着登岸游薛涛井，到方公祠饮茶，晚间歇息。第二天一大早开船，到苏码头上岸早餐，夜泊张家坎。这天午后还有点逆风，否则可能还不止日行190多里水路。第三天又是绝早开船，在刘家场登岸用早餐，午后3点已抵达乐山——严格说来，水上行程仅两天。虽说在出行者和亲友眼中，到一趟乐山的概念，跟交通发达的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但在当时，这是费时既短又颇安全的旅行，“去省（城）近而无滩险也”。此前，吴虞因为跟父亲诉讼公堂，反目成仇，被斥为名教罪人，遭逐出教育界。这次得以变换环境，在乐山还去会友、游览、购物等，令一向心境愤懑的他稍觉舒服。
由水路出成都，东门外水神寺也是一大码头。1929年6月底，李劼人等利用暑假出川为成都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招聘教员，便是从这里启程。校长张澜与吴虞、魏时珍等同事与他们在河边茶馆饮茶、送别。
抗战期间，四川大学迁至峨眉，一些从成都返校的学生总是结伴而行。少年心境毕竟澄明如镜，几枝芦苇，一尾银鱼，半畦菜蔬，都会让他们心情不错。假如你看见那些一向调皮的男生多少有点拘谨，拘谨中又暗含喜悦，那就一定是有女同学同船了。在男女同学和悦的交谈中，两岸风光不知不觉退向脑后。晚上，江月朦胧，船上的文艺晚会却热烈明快。外语系那个戴眼镜的男生用英语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赢得旋风般的掌声；家住青石桥的中文系腼腆女生不唱川剧，却清唱了一曲大家都熟悉的《苏三起解》，竟看不出她的嗓音这么响遏行云。家麟对住在隔壁森严的秦公馆里的蕙小姐早有好感，离开望江楼他就开始惴惴然——没有想到跟她同学了，此次竟又同船，能否更接近她些？可惜才两天就到目的地了，只恨水程太短，行船太快。
假如不是安全系数较大的短途旅行，而是出省出国呢？那就令送行者和旅人都唏嘘不已了。在望江楼解缆挥桨，不知要经过多少曲折才能抵达万舟排列的朝天门码头；又不知要历经多少惊险，才能穿越漩涡湍急的三峡，驶入江天一色的长江下游……
行旅的艰难与漫长，令告别的场面总是凄凄切切，所谓“多情自古伤离别”。1903年夏，四川选送到欧洲留学的一批青年学生，也是从望江楼出发。他们经过城里各方知名人士宴请后，哭别祖宗祠堂，上完了祖坟，与亲人洒泪告别，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登上大木船。包着铜角的漆皮箱和存放皮袄、丝绸长袍、马褂等冬装的樟木箱，都被船夫运上了船，用绳子拴在船板的铁环上，与其他旅客携带的成包的丝绸、成捆的烟叶堆放在一起。他们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航行，经重庆、下宜昌、过汉口、抵上海，最后乘洋轮去欧洲，直到次年2月才到达目的地。
王鹤/文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