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书院的出现是对官办主流教育的一种反拔和补缺。山西历史上有200多所书院，其中，中国五大书院的秀容书院，作为山西省唯一一处保存完好且仍具有教育功能的书院，记录着城市肌理，维系着忻州的文化血脉。
现在站在秀容书院六角亭楼上向南眺望，忻定平原阡陌纵横，石岭关、赤塘关双关并峙，关山形胜依旧不减当年。
- 秀容书院 -
秀容书院的创建由来
秀容书院位于山西省忻州市忻州古城，总占地面积约45亩左右，坐北向南，东西151.5米，南北179米。乾隆三十八年(1773)，江西新城人鲁潢来忻任知州，“幅员辽阔，民户殷繁，家有盖藏，人丰囊橐，讴吟弦诵之声不绝于耳，独书院至今缺”。
于是，决心创建书院，并取名为秀容书院。“历三年，部署颇悉，狱讼较稀，始锐意于此，而思创为之”(时任忻州知州鲁潢《新建秀容书院碑记》)。
▲ 忻州古城秀容书院旧貌
为什么取名秀容?因为，忻州古城从东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驱塞下流民于此，建立新兴郡和九原县，到北魏永兴二年(410)，境内又置秀容郡和秀容县。
因此，秀容成为忻州的代名词，书院起名秀容书院再合适不过。
▲ 忻州古城秀容书院旧貌
有诗人就曾有诗：“九龙岗上望晴川，水色悠悠接远天。绝似江南风景好，烟波只欠钓鱼船。”赞美了古城的山川形胜。
在书院的选址上，选择忻州西南最高处的九龙岗源头的文昌祠旁。这里早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就建过忻州儒学，到明弘治五年(1492)迁建于后来文庙原址。书院东面是文昌寺和白鹤观，据元好问，遗山先生《天庆观记》载，白鹤观始为七圣观，后改为天庆观、白鹤观，创建于唐天宝年间。这里居高临下，俯看全城，尽收眼底，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书院名和地址都己确定，最关键的是经费问题。知州鲁潢召集忻州有名的绅商于文庙明伦堂开会，劝募绅商主动捐资兴办书院。到会绅商当即拥护，踊跃认捐。并竭力宣传，带动忻州民间有识之士都来捐资，筹集银四千余两。
除解决了兴办书院和文昌寺添建房屋，制修器物外，“余金发交典行，量取薄息，以资永图” (《碑记》)。存款生息，资金滚动，利润日增，并且“每年山长束修，生童膏火奖赏，皆由生息项下发给”。同时知州又在西高村划拔给书院公地十七亩，收成归书院所有。解决了教师的工资、学生的资助问题，为办好书院奠定了基础。
▲ 忻州古城秀容书院“柏树院 ”
书院建成后，取代了忻州儒学，成为当时忻州的最高学府。忻州既有一直兴盛的文庙儒学，为何建书院？忻州儒学存在之时，儒学生员的名额有严格限制。据记载雍正二年前，每年入学额15名，二年增加5名，为每年20名。而且身份也有限制，一般贫寒之家的子弟不可能入学。
书院创建后，入学名额大大增加。突破了儒学对生员名额的严格限制，使更多的生员有机会进入书院就学。秀容书院的出现，是对官办主流教育的一种反拔和补缺。
▲ 忻州古城秀容书院“白鹤观 ”招鹤谣
- 秀容书院 -
秀容书院文化传承有影响的人物
秀容书院传承兴续不绝与忻州绵延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历代书院又培养了许多治学治世的人物。相关人物大致分为三类，一类就是各个时代书院的建造者或者山长。一类是在书院学习或盘桓过的文人名士。第三类是在忻州留下印记对书院发展有间接影响的历史文化人物。
1、书院缔造者或山长：忻州秀容书院和古代中国的其他书院一样，设有书院主讲和总理院务的人，当时叫山长（称名山之席），也称院长、皋比，儒林丈人，设一名；讲习数人，负责教学；学生称生员，功课为《四书》《五经》《文章正宗》，以及《八股制艺》《五言八韵》等。据史料记载，忻州秀容书院前后共经历了六任山长，下面分别介绍：
崔嶫是书院的第一任山长，之后又有薛河东、赵宗先、董宇炜、郝椿龄、米毓瑞五人先后担任山长。
▲ 秀容书院第一任山长崔嶫
第一任山长是忻州曹村崔嶫（公元1715—1781年），字云峰，号乙轩，1735年中举人，1737年中乾隆恩科进士。曾任河南淇县知县、郑州知州、大理寺右评事、礼部仪制司主事、郎中、会试提调等职，后归故乡忻州，任秀容书院主讲。从京城任职退休归乡后，被当时的忻州知州鲁潢聘请为秀容书院首任山长，在忻州德高望重。
▲ 秀容书院第二任山长薛河东
第二任山长是忻州令狐庄的薛河东（字凤一），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举人，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任秀容书院山长。后补阳曲县、介休县儒学教谕。他少有词名，文思极敏，未中举前在忻州亦负盛名。后任秀容书院主讲后，从游者甚众，学生很多。
▲ 秀容书院第三任山长赵宗先
第三任山长是忻州前播明村赵宗先，字槐符，号午轩，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辛卯举人，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任秀容书院山长，后选降州学正，加光禄寺署正衔。他是忻州前播明村赵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水准当时在忻州首屈一指，忻州知州华典对他极其赏识，聘为秀容书院主讲，并让他一同编撰《忻州志》，在忻州可谓名噪一时。
▲ 秀容书院第四任山长董宇炜
第四任山长是忻州泡池村的董宇炜，字青平，一字彤云，号砚农，道光甲申年（1824年）中举人，道光己丑年（公元1829年）中进士，授平阳府儒学教授，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任秀容书院山长。1829年考中进士后，无意政界，在山西平阳府任教，一生以启迪后学、表彰先贤为职志。
▲ 秀容书院第五任山长郝椿龄
第五任山长是忻州董村郝椿龄，字曼修，咸丰元年辛亥举人，大挑一等，以知县用，改就教职，补蒲县儒学训导。数年告归，在家设帐授徒，后主本县秀容书院主讲二十余年。他在忻州有很大影响，故而忻州知州方戊昌聘他为秀容书院主讲，并编辑《忻州志》。
▲ 秀容书院第六任山长米毓瑞
第六任山长是忻州北关七贤巷米毓瑞（公元1853年——1909年），字兰田，号香樵，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六年（公元）中进士，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点翰林院庶吉士，金榜题名，成为忻州北关第一名进士。光绪二十六年在忻州秀容书院任主讲，光绪二十八年秀容书院改学堂后任总教，光绪三十年被光绪帝授为御史。
2、学习盘桓过的文人名士：
写过著名的“雁丘词”的元好问与秀容书院渊源深厚。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秀容（今忻州）人。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中州集》。
▲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
还为秀容书院白鹤观亲书《天庆观记》，其中一句“因为《招鹤谣》 并刻之石。明万历间，州城工竣，仲春月望，鹤复集。魏允贞诗云：谁知三百年来后，又见联翩下碧云。”不仅意境高远，表达了文人儒生追思的情怀，而且成为后人考据金代秀容书院白鹤观的重要史料。
▲ 秀容书院白鹤观“招鹤谣”碑铭
3、对忻州文化传承有影响的人物：忻州文化积淀深厚，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地灵人杰，有影响的人物，如春秋三义士、杨家将、“金元文宗”元好问、元代诗人萨都剌、“元曲四大家”之白朴、“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徐继畲等就出自忻州。此外，还有在忻州留下遗迹的诸多名人文士，出生忻州的历代先贤儒士，不胜枚举，其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都成为秀容书院文化得以传承的文化背景与文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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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容书院发展对山西忻州教育影响有多大？
秀容书院的创建对山西忻州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明显的标志是科举中额成倍增加，幅度陡升。出现了"文跻九原，雅出秀容"的盛况。在书院西侧的通天衢牌楼上悬挂的“十隽匾”，便是为彪炳10名举人而设的。
书院从启动到建成，历时两年，于乾隆四十年建成开学。在清代时期，秀容书院就考中进士39人、举人165人、贡生264人。
▲ 忻州古城秀容书院旧貌
到19世纪末，封建科举教育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求改革已势在必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巡抚岑春煊的授意下，秀容书院改为新兴中学堂。
这是山西书院改学堂之首例，开创了近代教育的先河。忻州新兴中学堂的第一任堂长是米毓瑞，书堂废后，他继任堂长，时称学堂总教。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谕令府及直隶州书院改办中学堂，并公布了癸卯学制。这时忻州秀容书院已率先改制一年，走在了全省前列。
进入民国后，一批批从秀容书院走出的学子，有的赴日本留学，学成归国报效社会。仅从辛亥革命时期忻州籍的同盟会员来看，人数就有近30人。
他们中有同盟会员梁硕光，他曾在太原创办《晋学报》、在新兴中学堂任过教员、兼任忻州教育会、天足会两会长、在太原创设中和中学，并任校长。东石村的许子翰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携带机器回国，在忻州创建新兴劝工厂，开创了山西纺织工业之先例。还有梁际蓉、石莹、赵良辰、傅存怀等人，都是民国初期的佼佼者。
再从民国时期山西军政机构中，忻县籍人物统计来看，有阎政府中的村政处长陈敬棠、军务处长傅鹏海、交际处长梁航标、督军府副官处处长曹步章，还有晋绥考铨处、机械公务处、经济统制处等八大处长都是忻县籍人。
秀容书院的创建不仅对当时山西忻州的教育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后来的新兴中学堂和忻县中学时期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的忻县中学时期，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忻中师生能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教师肖镇青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引导许多学生走上革命道路。肖镇青后来投身革命，担任临县县长，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学生中走上革命道路，后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还有霍士廉、黄志刚、张挺、田波、阎大海、张镰爷等人。
这些人之所以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或民国时期的栋梁之才，形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或抗日救国的革命理想是与秀容书院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是与那些德高望众、身正为范的师长的辛勤培育分不开的。一个人才的培养和世界观的形成中学教育至关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曾是省立忻州农职校、忻县师范学校、忻州地区盲聋哑学校、忻县地区卫校、省戏曲学校忻县分校、省广电学校、忻县三中、忻州一职中等校的校址。史记,秀容书院是忻州教学、文化成规模的源头、开文鼻祖。是我国古代书院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缩影,也是山西难能可贵的文化教育财富，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山西乃至中国书院的兴衰演变史，其文化影响至今不绝。
来源：山西忻州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