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离/文
月色皎皎，皓月高悬；一元复始，大地回春。正月十五元宵节古称上元节，按民间习俗，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这是一个极富游乐性质的民俗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灯会”的一种沿袭。这番热闹景象让诗人写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千古名句。这番热闹也催生了灯市的诞生。灯会与灯市相结合是成都独有的特色。正月灯市是“成都十二月市”的“开门红”，《竹枝词》中就有“城隍庙前灯市开，人物花枝巧扎来”的描述。
城隍庙前灯市开
看灯大放闹喧天
相传东汉顺帝时，沛国丰邑人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五斗米道”举行“燃灯祭斗”仪式，这是迄今我们了解到的最古老的原始灯会。南朝时期，国都建康（今南京）出现了元宵灯会，其盛况为全国之冠。成都灯会就是在古代元宵赏灯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西汉萌芽到东汉成形，成都灯会兴于唐，盛于宋，明清时达到顶峰，已有1800多年历史。
晚唐诗人李商隐就对灯会情有独钟。当他听说举办盛大的灯节，自己不能前去观赏，甚感遗憾，遂写诗云：“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紫姑”是中国神话中的厕神，某些地区有“正月十五迎紫姑”的风俗。因此也有人认为元宵节的灯市，就是起源于春天祭祀。灯最早是火把，古人举着火把上山、到河边祭祀神灵。人们通过摆灯、挂灯来与神灵沟通。对于众多信徒而言，“灯”不仅代表了光明，同时也象征了“法”的存在。到了宋代，随着城市繁荣，商业发达，点灯、观灯仪式逐渐脱离宗教意味，成为一件民间世俗的娱乐活动。
据《成都古今集记》载，宋代成都有“十二月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灯市”打头，也最为隆重。宋之前的唐，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坊内禁止经商，同时宵禁。到了宋代，宽柔的治国政策，坊市格局逐渐打破，商人被允许沿街开店，相同行业的店铺集中在一起，小卖行贩穿插其间。自宵禁制度被取消后，夜市、酒楼发展迅速，久而久之，成都形成从新年到年终月月遨游的习惯，才有了“十二月市”。
成都的灯会与灯市都在元宵节前后，灯市的繁华不亚于灯会的璀璨。清人有《竹枝词》写灯市：“城隍庙前灯市开，人物花枝巧扎来。高挂竹竿求主顾，玲戏机巧斗新裁。”成都城北的城隍庙历来香火鼎盛，庙内有一棵十余丈高的银杏树，枝叶繁茂，平时树上被虔诚的信徒挂了数百条红布，称此树为神树。开灯时日，银杏树上悬灯百盏，气势恢宏，起名为百果灯。灯会与灯市相结合是成都独有的特色。有竹枝词写灯会：“看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竹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惟有彩莲船。”
唐玄宗观灯
畅饮“剑南烧春”
据史料记载，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成都灯会是在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最初灯会只在正月十五举办一夜，唐玄宗时增加为三夜，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其实成都民间赏灯的习俗更早。“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调任益州（今成都）新都尉，其《十五夜观灯》就是在蜀中任职期间所作。诗中如此描绘成都元宵节赏灯：“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兰缸”说的即是灯，可惜这种灯如何制作现在已无详细的记录。
唐人的《放灯旧记》称，安史之乱时，唐玄宗为避战祸到了成都。正逢元宵佳节，道教天师叶法善告诉唐玄宗，成都灯节非常繁盛。于是，叶法善带领唐玄宗游富春坊，还买“剑南烧春”畅饮。唐玄宗在成都是否去观灯了呢？这段记载确有存疑，但也有可信之处。比如叶法善去世于开元十年（722年），而“安史之乱”是其死后30多年才发生的，但唐玄宗确因安史之乱而驻跸成都。据记载，唐玄宗在蜀中待了一年半，至德二年（757年），唐军收复长安后，唐玄宗才由成都返回长安。从时间上推断，至德二年的正月元宵节，唐玄宗尚在成都，观赏元宵灯节，或许确有此事。痛失挚爱杨贵妃，又被迫逃亡退位的玄宗皇帝，在成都的灯会上究竟作何感想，只能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唐玄宗畅饮“剑南烧春”美酒的富春坊又在哪里呢？据考证，就在今天的春熙路一带。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江南馆街、正科甲巷、城守街一带发现了大量唐宋街坊遗迹。这也证明从唐代开始春熙路一带就是成都的商业区，自古皆繁华。
陆游观灯
灯山万炬动黄昏
五代时前蜀皇帝王建常“出游浣花溪，白夜达旦”，“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后蜀国“花花皇帝”孟昶“上元观灯于露台”时，他最得宠的花蕊夫人写了一首宫词：“金画香台出露盘，黄龙雕刻绕朱栏。焚修每遇三元日，天子亲簪白玉冠。”词中对后蜀时期成都的元宵灯会做了生动的描绘。
宋时成都灯节盛况不减唐代，宋太祖“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十四、十五、十六三日，皆早宴大慈寺，晚宴五门楼。甲夜，观山棚变灯……如繁杂绮罗街道灯火之盛，以昭觉寺为最。”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客居成都时，曾在《丁酉上元》一诗中记录成都灯会的盛况：“突兀球场锦绣峰，游人仕女拥千重”“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此外，陆游还在《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中记载了乾道九年（1173年）的成都灯会盛况：“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据《鸡肋编》记载，“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宋代成都经济的繁荣，尤其南宋时期，蜀中“繁盛与京师同”，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古人把元宵称为上元节。宋朝成都的上元节，观灯游乐是最重要的仪式，颇有一种官府与民同乐的趣味。上元节放灯三夜，官府搭建山棚，制作变幻新奇的灯笼，灯山可以和京师媲美。《岁时广记》卷十《州郡灯》记载：“成都府灯山或过于阙前，上为飞桥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数人历诸亭榭，各数杯乃下。从僚属饮棚前，如京师棘盆处，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旧日捕山禽杂兽满其中，后止图刻土木为之。”灯会期间，知府带头游灯山，与僚属饮于灯山前，都人士女齐聚，都来观赏，热闹非凡。
李劼人观灯
商业街更胜古寺庙
元代四川因连年战争，千里荒芜。但元人费著的《岁华纪丽谱》仍记载说，每逢元宵佳节大慈寺乃张灯游乐之中心。灯会结束后，往往还要举行一个“残灯会”。“残灯会由二都监戎服分巡，以察奸监，既罢，故作宴以劳焉。”到了明代，灯会又沿袭唐，并在灯会期间招来天下富商，大办物资交流，这也是灯市的延续。明代的灯节为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开张十夜。《帝京景物略》记载：“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国民之服用皆集。”入夜则放灯，伴之鼓吹杂耍，热闹至极。
清代成都元宵灯节从正月初九开始，在灯杆顶上点“玉皇灯”，两侧悬挂串状小灯，从32个到108个不等，宣告灯会正式开始。各街巷纷纷扎过街灯、牌坊灯，大多是绘有各种题材的彩灯。各家各户门口则任意挂扎成各种形状的彩灯，称之为上灯，以能转动的走马灯最吸引游人。每至夜晚，人们就“闹元宵”，如龙灯、狮灯、车灯、高跷、猜灯谜等。到元宵之夜到达高潮，放烟火，烧龙灯，倾城出动，万人空巷，半夜方归。根据《华阳县志·风俗》记载，其盛况是“结棚张灯，光明如昼”。光绪年间，有《锦城竹枝词》记述：“上元会后搭灯棚，走马鳌灯数千擎。火树银花璀璨处，呼朋打谜胜灯瀛。”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灯会上彩灯的制作工艺已大为提高，已经出现了几丈高的鳌山灯、戏文故事灯、琉璃灯、紫檀灯等精美的工艺彩灯。
著名作家李劼人曾在《死水微澜》中描述清末成都的灯节：“自正月初八起，成都各大街的牌坊灯便树立起来。初九，名曰上九，便是正月烧灯的第一宵。全城人家，并不等什么人的通知，一入夜，都要把灯笼挂出，点得通明。就以东大街各家商铺户的灯笼最为精致，又多……各家争胜斗奇，有画《三国》的，有画《西厢》、《水浒》或是《聊斋》、《红楼梦》的，也有画戏景的，不一定都是匠笔，有多数是出自名手，可以供雅俗之赏。所以一到夜间，万灯齐明之时，游人便涌来涌去，围着观看。”
灯会在宋代还是由朝廷官方举办，而明清时期的灯会，则已演变成了纯粹的市场行为。从李劼人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成都元宵的最佳观灯地点已从城隍庙、大慈寺、昭觉寺等寺庙，变成了东大街商业街。到了民国初期，灯会也是以华兴街、商业场一带最为热闹，此后成都的元宵灯会逐渐集中到青羊宫。从1962年起，成都恢复春节灯会，会期一个月。灯会期间，公园内有曲艺、杂技、杂耍表演；有各种地方风味小吃；每届灯会游人都在百万人次以上。
如今每逢新春佳节，成都灯会上燃起的灯火，总让人心驰神往，流连其中。天上明月，灯火人间。它默默见证了人生代代无穷已，也见证了过往岁月的火树银花人间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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