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主尊佛首，作为2020年第100件归国流失文物亮相。
当千年前的微笑重现眼前，我们不禁为之动容、为之赞叹。
也许，在此之前，天龙山石窟并不为大众所知。
但这座以“小而精”为特点的石窟寺，在考古学、艺术史、建筑史学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曾明言：“隋代石窟之最富于建筑趣味者为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
然而，自20世纪20年代起，精美的天龙山石窟造像，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前来“寻宝”。石窟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几乎所有的造像头部都被凿下，更有大批造像全身被盗走。
左：外村太治郎《天龙山石窟》相册集图版35 第8窟北壁龛内佛像 右：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佛龛主尊佛像现状
耗时数百年开凿的天龙山石窟，从此竟成为无头的石窟，是中国境内摧残破坏最为严重的石窟。
没有佛首的佛身，是一百年屈辱史的写照，也是文物爱好者心里淤积的愤懑情绪。
天龙山石窟，有着怎样的颠沛身世呢？
01
为什么在太原？
天龙山石窟，位于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距离太原市区有38公里之远。如今的太原主城区乃宋代新建，南北朝时期的古太原，即晋阳城遗址，位于今太原市的晋源区一带。以此观之，当年的天龙山石窟，恰紧邻晋阳城西部。
天龙山石窟的选址与兴建，和北朝晚期的晋阳城政治地位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
天龙山外景 图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虽然北魏晚期，显贵营建塔寺之风盛行，但实际上，当时统治晋阳的尔朱氏，却对佛教并不感冒。《魏书》中有多则关于“太原王尔朱荣”征发僧尼，在寺院造杀业的记载。
河阴之变后，尔朱荣上位控制北魏政权，一举扫平了北方诸多反抗势力。但不久后，尔朱荣本人又在宫廷政变中被孝庄帝元子攸所杀。其时，晋阳佛事应不昌盛，甚至遭到贬抑。
趁着政局再乱，尔朱氏原本的部下，出身怀朔镇兵户的高氏迅速崛起进据洛阳。北魏永熙元年（531），高欢攻克尔朱氏的基本盘晋阳，随后又在晋阳建大丞相府遥控洛阳。
永熙三年（534），北魏分裂，高欢引元善见迁都入邺，是为东魏。东魏武定八年（550）高欢之子高洋受禅建立北齐。
高氏家族深崇佛法，并热衷营建塔寺。早在高欢宣政晋阳时，就曾在天龙山建避暑行宫，这便是天龙山石窟的雏形。
北齐乾明元年（560年），北齐孝昭帝高演在天龙山兴建天龙寺，天龙山石窟正式成型。
图源@地球知识局
北齐依然定都邺城，但晋阳也仍然是政治、文化、军事中心，重大军国政务号令皆由此出，其地位在实质上甚至超过了首都邺城，又因天子行在之处，所以晋阳当时也被称为“别都”。
东魏—北齐时代，实际一直贯彻着“邺城—晋阳”的二京模式，晋阳作为政权实际控制者高氏的根据地，一直发挥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作用。
所以，在晋阳这样一个原本佛事不昌的地方兴建石窟寺，既是由于统治者笃信佛教的思想偏好，也是彰显晋阳与邺城同属政治文化中心的需要。
02
天龙山石窟，怎么看？
天龙山始凿于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现存石窟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位于山腰上的主洞窟区，二是位于山脚溪谷旁的千佛洞区。
其中主洞窟处在东峰和西峰的山腰间，现存的二十五窟沿崖自东而西排列，主要是东魏至唐代的作品。千佛洞区在天龙山山麓南坡河涧悬崖柳子沟滩地上，有五代至元明时所开五窟。
天龙山石窟虽规模不大，但艺术价值却不逊色于龙门、云冈等大型石窟。要如何读懂这类“小而精”的石窟？应当从了解它的历史脉络入手。
李裕群先生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结合前人研究将天龙山主洞窟区分作四期，这是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分法。
属第一期的有两窟，约当高欢宣政晋阳的北魏晚期至东魏早期。此二窟相隔仅2米，布局极相似，主室方形、佛像着褒衣博带式袈裟，菩萨、供养人面相清瘦。
2号窟东壁佛龛数字复原图（来源：天龙山石窟项目刊）
这一时期石窟的建筑风格明显源出洛阳龙门、巩县石窟，应与高欢发洛阳之民至新都邺城有关。
属第二期的有3窟，约在北齐天保至皇建年间。这三窟主室仍为方形，三壁三龛，题材多见释迦多宝、交脚弥勒，佛教肉髻低平，面相浑圆，四肢粗壮。
第10窟西壁（《天龙山石窟》）
第二期的佛像与邺郊南、北响堂等石窟风格相似。北齐诸帝皆崇信佛法，在邺城周边大兴窟、寺，晋阳作为“别都”自然也受此风影响。
第三期只有8号窟，春晚展示的佛首即属此窟。该窟为前廊后室形制，其前廊东壁造像碑明载：此窟为隋开皇四年（584）仪同三司真定县开国侯刘瑞等人所开。这是整个天龙山规模最大，也是唯一一处中心柱窟。
第八窟平剖图（《天龙山石窟第八窟佛教造像复原保护探究》）
第二、三期之间的缺环，应与北朝晚期的政治变局有关。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开始灭法活动，三年后，北齐为北周所灭，武帝立即在北齐故地推行灭法政策，毁寺4万，并令300万僧尼还俗。
晋阳佛事的复兴，应仰赖杨广、杨俊之功，他们在隋朝建立后相继任并州总管，此二人皆笃信佛教，在并州置武德寺、弘善寺，供养僧众；受此影响晋阳营寺建塔，开窟造像之举层出不穷，天龙山石窟的复苏也应与此有关。
属第四期有19窟，约当唐高宗至武周时期，此期天龙山石窟达到高峰，一般规模较小，但雕刻精致。主室平面椭圆形，方形覆斗顶或圆顶，周设坛基的列像窟。造像题材多见独尊释迦和弥勒、释迦、燃灯三世佛。
14号窟（“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
唐高祖、太宗时贬佛崇道，佛事不兴；到高宗时，二圣皆信佛，后来武后更将自己是“弥勒转世”作为继承正统的借口。
这一时期三世佛题材和以弥勒为主尊的情形，皆与这种政治背景有关。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天龙山石窟的高峰区与晋阳政治地位的高峰期并不重合，这个问题学界尚有争议，但却提示我们石窟寺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史价值。
18号窟（《天龙山石窟》）
从天龙山石窟兴衰史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石窟在一个大的时段内，有延续性但并非是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的。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石窟寺中极为常见，其兴废往往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变迁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使得石窟寺中所见的佛造像风格、题材、题记、碑刻等信息，反过来成为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史的直接资料。
在艺术史面向，天龙山石窟本身所留存的佛教艺术文物，则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和审美品味，也记录了由东魏至唐佛教艺术变化的过程。
然而，这样一部鲜活的实物北朝佛教艺术史，却在晚清民国时期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掠与破坏。
03
天龙山佛宝的流失与回归
天龙山全景（《天龙山佛集》）
天龙山石窟在唐代盛极一时后，便渐归沉寂，虽在明代仍间有复苏，但最终尘封在历史记忆之中。数百年后，当它再次重现天日时，惦记着它们的，却不是当年敬事佛法的僧人信徒，而是一群文物贩子、盗宝贼。
山中在天龙山下（来源：《天龙山佛集》）
1910年，行将就木的满清王朝在被列强蹂躏羞辱后，正等待着辛亥革命的最后一击，便要轰然倒下。借着清政府无暇自顾的便利，西方学者E.博尔斯曼和弗里尔先后调查叩开了天龙山石窟的大门。
1921年，北京八国立高校的教师为了填饱肚子，发起大规模索薪运动。也是在这一年，资金充足的日本学者关野贞，田中俊逸一行赴天龙山进行学术调查，并将成果发表在日本刊物上，这是学界首次发表有关天龙山石窟的考察、研究成果。
山中商会与天龙山石窟（来源：《天龙山佛集》）
此次调查所拍的摄影集《天龙山石窟》，呈现了天龙山各窟的详细情况。“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个重要的成果，非但没有给天龙山带来好运，反而让日本著名文物贩子山中定次郎盯上了它。
山中在看到关野贞的成果后，便伺机赶往天龙山，他在日志中写道：
“大正十一年 （1922 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时隔两年后的今天，我终于跨越万里来到了天龙山。
这里珍藏了北齐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艺术最鼎盛时期的辉煌。它们给我的惊讶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
1926年，直奉联军讨伐西北军，陕晋豫地区打成一锅粥。趁着乱局，山中再次来到天龙山石窟，这次他带着两辆装满金银的牛车。靠着这些钱财，他买通了圣寿寺（即原天龙寺）的主持僧净亮。
在净亮的帮助下，山中定次郎盗走了45尊佛首，后来都被高价转卖给了英美博物馆。而关野贞发表的图册，恰成了山中的盗宝手册。
晋祠博物馆内，被群众保护下来的天龙山石窟造像（图：杔格）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政府哪里顾得上这些石头雕像。尽管在听闻山中行迹后，当地有识之士自发抵制后来的盗宝者，并夺下了一些文物。但最好的那一批，早被盗运境外，现藏于日本、欧美博物馆以及私人手中。
在国运衰微的年代，记载这片土地辉煌文明的历史文物，也经历着颠沛流离。没有佛首的佛身，是近代百年屈辱史的写照，是文物爱好者心里淤积的愤懑情绪。
04
学术没有国界，但文物有
部分天龙山遗失佛首
早在2009年，美国佳士得博物馆，就曾拍卖过馆藏天龙山石窟第10窟西壁佛首，最终由国内学者谢冰和山西企业家许鹏，以86.6万美金拍回中国。
这件佛首的归国过程与春晚所展示的第8窟佛首，通过外交手段交涉叫停拍卖，追讨回国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上升，综合国力上升的鲜明写照，也意味着在今后追回流失文物的工作中，以“讨回”代替“买回”将成为大势所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17-2019年天龙山文管所联合芝加哥大学，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天龙山佛像进行三维扫描数据，完成了11 座主要石窟的数字复原工作。
天龙山项目网站（自截图）
现在只要登录tls.uchicago.edu，便可以查看天龙山项目的详情。这可以看作文物工作者，通过学术手段对流失文物归国作出的贡献。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愿意相信，学术是纯粹的、科学是无国界的，失去了这种神圣感，学者们的职业道德，学术精神就会被摧毁。甚至我也愿意相信，包括关野贞在内的诸学者考验研究的初衷，纯是为了学术。
但摆在面前的事实是：恰恰是关野贞一行所拍摄的图册，敲响了天龙山石窟的丧钟。《天龙山石窟》将永远带着“天龙山劫后唯一的原貌资料”，这样尴尬而至关重要的标签留在近代学术史上。
它的存在时刻提醒我们两件事：
一是必须维护自己国家科学研究主权，掌握自己国家科学资料的主动权；
二是发表科学研究成果，必先考虑其社会现实效应。
保护文物不止是文物从业者的事，更是国家的事，全民的事。只有国民都具备了捍卫文物主权的意识，了解文物历史，培养文物审美，文物所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明底蕴，才不至于失掉。
参考文献：
刘一帆《天龙山石窟及寺庙现存碑刻研究与保护》，山西大学2020届硕士论文。
李裕群《天龙山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1期。
常青《20世纪南北朝佛教考古研究——20世纪中国佛教考古研究述评》，《石窟寺研究》，2012年。
周冉《近代文物流失两大推手 被贩卖的中国古董》，《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22期。
武惠民《佛首魂归何处：太原天龙山石窟佛首盗凿流失史》，《文物世界》，2013年3期。
张文俊《北齐别都晋阳城初探》，《山西师大学报》，2010年7期。
李豪娅《天龙山石窟第八窟佛教造像复原保护探究》，中国美术学院2018届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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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衷寒
编辑丨虫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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