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呢。我在国内时，如果要对一位普通的不怎么阅读（我猜应该也不怎么出门）的男士说我很喜欢巴黎，对方大概会露出一副“你们小姑娘都喜欢巴黎”那样的已经知晓一切的表情。这一点不奇怪，在这个尚未摆脱性别概念的世界里，小姑娘喜欢罗马，因为浪漫；小姑娘喜欢巴塞罗那，因为浪漫，小姑娘喜欢巴黎——那一样，当然还是因为浪漫。似乎，除了浪漫，小姑娘出去旅游就没有别的目的了。
正如这世界上许许多多无法改变的事情一样，没人能改变这种“提起巴黎，就是浪漫”“巴黎是浪漫之都”“小姑娘就是喜欢浪漫”的概念。我并不是要否认巴黎是浪漫的，毕竟，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只是，浪漫不足以概括这个地方，而人的双眼只有一双：旅行的意义于是在此突显，我们生在自己的故乡，看待问题刻薄又片面，我们的回答苍白无力又惹人讨厌。只有离开了故土，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才能找到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卡尔维诺的《巴黎隐士》中，他说巴黎像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而对于我来说，巴黎是一个多面体，每一面都写着生活不同的答案。
（早晨繁忙的旺多姆广场）
首先，巴黎是一座城市，是一座大城市。和这个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一样，它是被折叠起来的。折叠起来的城市都是繁荣与衰败共存的。确实，哪里有富有，哪里就有贫穷。巴黎自然是这样的地方，或者说大部分城市都是如此，只是有些时候人们难以看到内在隐藏的贫穷。比起贫穷，更容易隐藏的是悲伤和痛苦。旺多姆广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现在这里琳琅满目的都是奢侈品店。在近代历史中，这个地方见证了无数名人政客走过，见识过恶魔，见识过贫穷。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一本名叫《旺多姆的丽兹》的书。第一章的开篇照片是一个泪流满面的男人，标题一行小字写着：1940年6月14日，一位目睹纳粹德军占领巴黎的法国人在伤心地哭泣。在二战历史上，巴黎被入侵是法国人的耻辱。但鲜有人提起当时巴黎人的悲痛。悲伤就这样一层，又一层地隐藏在城市的阴影之中了。
自知悲伤是无法被永久保留的，巴黎人更喜欢享受当下。正如海明威所说：“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巴黎生活过，那巴黎就会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在Boullon chartier吃饭的时候，我们的隔壁桌坐了一对意大利夫妻。意大利人的英语大多不是很好，我刚到意大利的第一年，在罗马买披萨，对方问我“得ling磕”，我听得一头雾水。直到走出店，我才明白，他问的是drink，“你要不要饮料”。这对意大利夫妻显然也属于这个范畴，特别是丈夫，只能一个一个说英文单词，很难连成完整流畅的句子。我实在看不下去，就用意大利语说我可以帮忙翻译。结果对方并不只是要帮忙翻译一些简单的词，而是要我形容那些复杂的法餐牛排有什么样的具体区别。在我表示对此真是无能为力之后，对方开始跟我谈起了他们引以为豪的家乡。他们来自博洛尼亚，意大利的胃。对于美食，博洛尼亚人有天然的荣耀感。毕竟，经典的意大利肉酱面，千层面，都出自博洛尼亚。法餐，他们秉承着试试看的态度。在说起我毕业于美院时，他忽然换了个语调：“你是学艺术的？那到巴黎真是太好了。”
就在我也想展示一下我对艺术的独特荣耀感时，上菜了。
（Boullonchartier 的服务员会把点单写在桌子上）
Boullon chartier是家老字号，清一色传统法餐，还有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料理。在巴黎这个以米其林餐厅当道的地方，这样质朴的地方和我想象中高端洋气的样子完全不同。这里提供的都是最平民的食物，自然价格也非常便宜。摆盘是绝对没有的，味道是普通人家的厨艺水平。唯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无论哪里人，都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开始被迫交谈了解对方的生活。
盘子端上来之后，所有有关形而上学的话题都戛然而止。我们都专注于自己眼前，遥远的家乡，捉摸不透的艺术，顷刻间都消失了。在食物面前，艺术的话题显得苍白无力。不是艺术不够具有深度，而是食物是成就艺术的一个部分。近年来，巴黎虽然遭到过多次恐怖袭击，并且至今在各大商场博物馆都有严格安检，可这并没有影响巴黎人民的正常娱乐生活。五点依旧是happy hour，晚餐蜗牛油封鸭。我从来都佩服能认真生活下去的人，毕竟“只有敢于面对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无数的艺术家最终在巴黎找到了他们的灵魂归宿，想必也是因为如此。平淡、秩序的生活不会给艺术提供灵感，正如毕加索所说，“只有苦难和爱，才能创造出最深刻的艺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艺术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那些经历过战争的艺术家，构造了战后艺术的大多数成分，也同样铸造了巴黎不朽的灵魂。
可是，人有灵魂是不够的，人的肉体是要吃饭的。美食成就了巴黎的肉体。有灵魂，有肉体，生活才是完整的。
巴黎人的灵魂不仅仅是艺术。都说巴黎浪漫，可巴黎的浪漫是带着血迹的。我从来都不否认巴黎的浪漫，只是巴黎的浪漫并不只是情爱。就像浪漫主义一词，绝非指的是爱情。
（法国国旗在先贤祠的上方飘扬）
虽然中文翻译是先贤祠，但实际上Pantheon一词和罗马城的万神庙是同一词。“Pan”在希腊语里是“万，众多”的意思，“theon”则是“神明”。在最初，巴黎的先贤祠就是仿照罗马的万神庙修建的。现在的先贤祠主要供奉的并不是古代的神明，而是近现代为自由、平等的法国做出过努力的伟人们。他们大多数都是代表先进的左派，当然偶尔也有同样热爱国家的右翼人士。意识形态从来不是单纯依靠简单的“左”“右”来区别的，就像人不应当依靠性别、文化和阶层来分出三六九等。我想这是一种隐形的方式：当人们不再以外在标签来评判一个人时，这个人就不再存在了，他就会“隐形”，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形人”。
“隐形”是一种自在的状态。
我离开北京已经快六年了，这些年我生活在意大利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走在大街上熟人会打招呼，走到哪都不是陌生人。这并不让我感到多么轻松：也许我跟卡尔维诺一样，期盼自己能做一个隐形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观察周围的事物，而不是被观察。在我生活的这个小城市，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和前来学习语言的外国人，可他们仍然对我的中国身份和面孔感到分外好奇。在上以前的一次语言课时，我提到在阅读一本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史书时，我的意大利教授忽然发问：中国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吗？那一刻我的内心是感慨的，我忽然意识到，我们的历史没有那么广为人知，外面的世界也没有我想的那样博学。
不过在巴黎，我找回了这种熟悉的、在大城市里隐形的感觉。你不必每次跟人介绍自己的身份，也不必刻意地保持笑脸。喜悦、悲伤。它一层一层的把所有人的情绪、故事，都折叠在一起。没人关注，没人关心。在没人关心的情况下，人才可以自由自在的展示他们的情绪。安静的巴黎地铁上，看着每个人平静、淡漠的脸，没人关心你是不是游客，是不是外国人，是不是年轻人，是不是女人，是又如何，不是又怎样。
这才是属于巴黎的“浪漫”。
（街头的大型涂鸦，位于毕加索博物馆附近）
在最后离开巴黎的早上，一个手脚健全的深色发肤的男人举着一块牌子，站在川流不息的马路边。等到红灯亮了，他就向每辆停着的车展示他的塑料板。上面写着：“我很穷，我有好几个孩子要养，请给我一些车费。”法国人民的乞讨方式十分奇特，可以说是花样百出。两年前同样是秋天，卢浮宫附近是带着狗和它新生的幼崽的乞讨者，看得路人纷纷驻足慷慨解囊。在从奥威尔小镇返回巴黎的火车途中，一个小个子的女士在每一位乘客身边都放一张小卡片，写着她的生活有多少的苦难，希望得到金钱资助。这一位举着牌子的年轻人，显然不懂得乞讨之道。他透过出租车的前面玻璃，他看到我们：两张亚洲面孔。于是，他开始用他奇怪的发音说中文的“你好”，他说了几声后，出租车司机摇下车窗对他咆哮了几句，随后他便扫兴的离开，而我们的车也终于到达了奥利机场。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那天司机对他说了什么——我只知道，作为一个在俗世的活人，我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的“隐形”。而巴黎所“隐形”的，只有我埋藏在心底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