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昔日的故宫看门人到今日的遗产推广人,单霁翔的脚步从未停下。
他走出600年历史的紫禁城,走进中华上下五千年。
他说他只有一双布鞋,把万里走遍。他说,有的历史仅存于书中,我们需要看见;有的历史需借助风霜,我们唯有到达。
布鞋男团出道
从左至右:韩雪、马伯骞、单霁翔、黄觉
1月31日,单霁翔作客浙江卫视《万里走单骑》,携手韩雪、黄觉、马伯骞,组成“布鞋男团”,正式出道。他们将共同前往国内10余处世界遗产地,通过行走体验,与当地的人文学者、申遗专家等进行交流,揭秘中国世界遗产背后的故事,呈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新奇观、新地标、新景象、新人文。
这场旅行的起点选在了浙江余杭的良渚古城遗址。
首站为何是它?
良渚古城遗址对如今的中国到底有多重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它没有被发现,你都没办法在国际上挺直腰杆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因为国际上始终认为,出现了甲骨文、青铜器和都城的殷商时期,才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距今只有3500年历史。
是良渚古城的发现,扭转了这一局面。
200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的城市格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大量精美的玉器和原始文字,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
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权力和信仰中心,坐落于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的西南隅,由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城址区4个片区构成。
1986年至1987年,反山、瑶山两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大型墓葬被相继发现。这一发现让所有中国人为之兴奋。要知道,新石器晚期,城池遍布世界各地,拥有城市遗址并不等于拥有国家和文明。
良渚古城遗址空间形制
而良渚文化拥有等级的大型墓葬被发现,意味着这个城池里有阶级,有阶级就说明人群内部有组织,有组织就很有可能存在文明。
果不其然。1992年,超巨型建筑基址——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浮出水面;2006-2007年,正式确认发现良渚古城,开启良渚考古的新纪元;2015年,外围水利系统的发掘震惊世界,地质学演化序列和“碳14”测年结果证实,该水利系统距今约5000年历史。
良渚玉后代城墙样式对比
虽然如今国际上对“文明三要素”的具体内容众说纷纭,但良渚古城所体现出的对地理环境的改造能力之强、精美玉器上的纹饰之精美、墓葬祭祀等体现出的等级制度等等都无不令世人确信:这是一座具有发达史前文明智慧的群体。
良渚古城与今日
那么,这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与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联系?
祭祀传统
这需要从瑶山遗址说起。
瑶山遗址是良渚人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的地方,也是单霁翔带队的“布鞋男团”的出发地。
瑶山遗址航拍
事实上,瑶山是一处低矮山丘,良渚先民在较平缓的顶部修建了方形祭坛,中央是方形红土台,四周为灰色土围沟,最外部为砾石面,外围边长约20米。
5300年前的良渚人,就是在这里祭祀祖先和神灵,向上苍祈天问道,为建造他们的都城选址。这种用以祭祀的台地筑造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如今的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都属此类。
老虎岭
后瑶山祭坛废弃后,便被用作墓地。埋有南7座、北5座两排墓葬。墓中随葬品丰富,有玉器、陶器、漆器等1050余件(组)。同列墓葬中随葬品有多寡之别,且玉琮、玉钺等礼器仅见于南列墓内,玉璜、纺轮等仅见于北列墓中,反映出墓主身份地位存在差别。这种埋在祭坛上、用成批玉礼器随葬的大墓,与良渚文化的贫乏小墓形成鲜明对比,属于原始社会向文明时代过渡阶段的社会现象。
都城规划
即便你从未学过古建,对中轴线制度、象征式的营城手法,你也一定不会陌生。
这是如今北京城的空间形制。而这一形制,最早便可追溯到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外部空间形制
良渚古城遗址由宫殿区、内城和外城构成,展现出向心式的三重城结构和中轴线制度。也就是说,皇室居住在宫殿区,是权力中心。这种按照社会等级建设,显示权力中心,象征的营城手法,开启了中国早期城市文明所独创的规划时代。
良渚古城内部空间形制
这种都城规划对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从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一直延续到明清北京城,三重结构的都城格式和中轴线制度世代相传,成为见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连绵不绝的典型范例。
“基建狂魔”良渚人
在营造水利系统方面,良渚人堪称“基建狂魔”。
甚至,在建城之前,良渚人就已经把水利系统建好了。
1969年2月11日拍摄到的高清卫星图,帮助考古队员发现了5000年前的考古水利系统
良渚古城有一条小溪穿城而过,叫东苕溪,是浙江省洪害严重的河流之一。为了抵抗水患重灾,古良渚人在无精准的测量仪器和科学手段的情况下,徒手建筑的水坝竟然挡住了暴雨的侵袭,即是如今我们看到的良渚水利系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改写了世界水利史工程”的外围水利系统。
塘山南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良渚外围系统的堤坝(图中加框区域)
从古城北面的塘山长堤东端,到最西面的蜜蜂垄坝,长度为11公里;从最北端的石坞坝到最南端的梧桐弄坝,距离5.5公里。从良渚古城的中心到最远的蜜蜂垄坝体,直线距离约10公里。
这些堤坝根据形态和位置的不同,可分为沿山前分布的长堤和连接两山的短坝两类。
良渚外围水利系统俯瞰图
高坝更靠近北面的山体,距离良渚古城较远,一般比较短,主要依托自然山体,负责堵住山谷的水,防止突如而来的水患,海拔高30—40米,一般相对高程15—20米,低的一组也有八九米。低坝区在高坝的南部,更靠近古城,是堵高坝漫出和其他地方汇聚的水,相当于一个蓄水区。
其中塘山长堤属于低坝系统,也即其西北面当时是一个大型的蓄水区。有意思的是,良渚大坝和现代水坝不一样,上面还住着人。
良渚古城遗址中的低坝区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南方的土不具备直立性,所以边坡比最稳定。塘山大坝是一个非常缓的坡,坡度20度到30度,沿着底部人可以轻松走上去。大坝的顶部宽20—50米,这种宽度足够人们在上面建房、生活与通行。
良渚古城遗址中的高坝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浙江考古室主任、良渚水利系统考古发掘项目领队王宁远说道:“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要证明它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需要通过这些城、水利系统。城,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但这种规模的水利系统,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它和良渚,构成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实证”。
玉之国
玉之于中国文化的含义,早已不言而喻。
然而,这一文化基因的种子早在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时就被种下了。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玉器7000余件,其类型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神权、王权而产生的一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如琮、钺、璧等;另一类是普通的装饰性玉器,如玉带钩、玉珠、玉镯等。
针对玉器的考古研究发现,良渚文化时期在良渚古城遗址中存在着大量玉器加工的遗迹,而良渚古城之外的同期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有质料、工艺、纹饰、风格跟良渚古城内玉器极为相近的。
良渚玉器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玉器
据此推测,遍布整个区域性国家的玉器,特别是玉琮,应当是在良渚古城制作后,作为某种象征意义的行为发往其他良渚文化聚落的。
四代考古人的坚守
一句“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背后,是四代考古人的坚守。
第一代考古人代表施昕更,是名副其实的良渚发现人。
施昕更
施昕更面容清秀,戴一副无框细边眼镜,一派温文尔雅。24岁时,在对杭州古荡遗址发掘过程中,一件形制与自己的家乡良渚出土形制相仿的石斧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为了弄清这两者的关系,他回到家乡良渚开始了调查。
在得到所在单位西湖博物馆的同意和支持后,施昕更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
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施昕更(左)与黄作宾(右)在良渚遗址现场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书中施昕更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
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与后来认定的事实相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轻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
如今良渚古城遗址矗立的施昕更雕像
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更撰写的《良渚》一书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
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他人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毁于战火。
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轻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于是,良渚遗址考古工作的接力棒传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王明达等人的手上。
虽然施昕更已经发现良渚遗址,但遗址布局如何,有无文明,没人知道。
而1986年,良渚反山墓的发掘考验了坐镇主持的牟永抗的耐心。
牟永抗
当时,良渚文化是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的共同课题,邻省市的同行已经分别发掘到以殉玉为主体的良渚大墓。但作为良渚文化故乡,浙江还没有挖到一个良渚大墓。
终于在牟永抗的坚持下,连挖11座汉墓、再向下挖到一米深处,发现了后来被编为97号玉琮的12墓。
与此同时,王明达的良渚考古工作也在继续。
王明达
1981年,王明达接手良渚考古工作,当时良渚到底在哪里,没人说得清,他就自己走,8个镇,走了20天。
1986年,在杭州举行的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根据田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第一次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为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同年,他主持发掘反山遗址,开始只找到11座汉代墓葬,有人以为他搞错了,王明达坚信自己的判断,严格按照发掘计划,仔细操作。一个暴雨将至的午后,一只嵌玉漆杯露出了朱砂红。5000多年前的良渚王陵展露眼前,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玉琮王、玉钺王、权杖等1000多件(套)玉器。
时光荏苒,第二代良渚考古人年事已高。这把接力棒又传到了第三代良渚考古人——刘斌和王宁远为领队的团队手中。
王宁远
2000年后,王宁远以良渚遗址群为工作重点,并主持了梅家里、百亩山、金银花池、后杨村、黄路头等遗址发掘。2011年,他利用遥感技术确认了良渚外围水利系统整体结构。
刘斌
2007年,刘斌团队依次发现了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当11月最终发现南城墙时,这座被历史的泥沙淹没了5000年的王城,才真的展现在我们脚下。
第四代良渚考古人
如今,良渚考古的接力棒又传到了第四代考古人的手中,这一由80/90后构成的主力军,毕竟有更多惊喜与发现。
【后记】良渚古城遗址——这简单的六个字背后是四代人八十余年的坚定付出。其中夏鼐、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人也为良渚考古工作作出贡献。诚如刘斌所言,考古是一场修行。面对历史,我们不能改变什么、发明什么,只能在坚定的信念里,走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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