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保罗·索鲁的“毒舌”当然让人不舒服，甚至很多明显偏颇，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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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保罗·索鲁的《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我竟然有些迫不及待。不过坦率地说，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在他书中发现什么有趣的事，而是想看看这位出了名的“毒舌”作家，对中国会说些什么怪话。
在众多旅行作家中，保罗·索鲁肯定是特点最为明显的。这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哪怕第一次接触他的书，翻不了几页就能立刻感受到——尖酸、刻薄、怪话不断，看什么都不顺眼。之前看他书的时候就多次忍不住想，你既然什么都看不顺眼，何必又要去那里旅行呢。
但是保罗·索鲁丝毫不顾忌他的“毒舌”会引人不快。从年轻时他就不断地旅行，他的一些旅行路线，即便以今天的旅行条件来看，也堪称壮游，激动人心、令人向往。这从其书名上就能明显感觉到：《美国深南之旅》，探索美国南方诸州；《英国环岛之旅》，绕着英国走一圈；《火车大巴扎》，乘火车穿越欧亚，然后再坐西伯利亚横贯线回到伦敦；《老巴塔哥尼亚快车》，各种火车接力，从北美到南美。
当然，一路走也一路吹毛求疵。环游英国，他上来就说“整个英国就像一个女巫骑着一只猪”。在东方快车上，他说“东方快车还比不上最寒碜的马德拉斯火车，在后者上，你还可以用脏兮兮的餐券换来锡盘盛着的蔬菜和米饭”。在孟买，他又说“孟买符合大城市的要求：有历史，有深度，喧嚣混乱；它激发出居民的自大情绪，那种穷酸大都市的傲慢，唯有加尔各答能与之相比”……
如果当地人看到这些话，肯定不愉快。其实就算是我这旁观者看来，也觉得挺过分。不过旁观者天然更多一分心理承受力，毕竟事不关己，管他呢。只是这一次，看《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就难有旁观者那么超然了。
果然，阴阳怪气的话不少。“中国人自己都常住在逼仄而不舒适的环境里，所以几乎不能指望他们对于生活条件差不多的鸟类报以怜悯之心。事实上，中国人生老病死的方式，与他们的动物极为相似。”他描写上海到处是工地打桩机的声音，“我的生活节奏便被一种粗暴蛮横的噪音所主宰。中—国！中—国！”以致于“呼吸、走路和吃饭的方式都受到了影响：双脚随着它的节拍收放，勺子也随着它的节奏起落。”他也看不惯别人的吃相：“他吃面的样子更吵更不雅：先把嘴巴缩成一个小圆洞，再吸进去一团卷起来的湿漉漉的面条，同时还发出像狗那样的低吠声。一听见他的喘息声我就想揍他。”
1986年，保罗·索鲁第二次到中国旅行，乘火车走了20多个城市。这本书即是那次旅行的记录。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满怀希望却也嘈杂粗糙。保罗·索鲁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社会按捺不住的脉动，只是他的行文方式，确实经常让人难堪、恼火。我并不多么喜欢保罗·索鲁的这种风格。感觉他的一惊一乍总有种小家子气，还常常流露出没落的精英优越感。每走到一个地方都横挑鼻子竖挑眼，客气说是心直口快，不客气地说就是吹毛求疵。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让他顺眼而存在的。
当然话说回来，从保罗·索鲁的角度，他的个人观感和书写，也没有义务照顾别人的情绪、让他人顺眼——实际上，我觉得这才是保罗·索鲁真正的特色。
直抒胸臆，或者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写作方式至今也仍在被赞赏、提倡。可是也许正应了另一句老话：越是缺什么，就越是提倡什么。秉笔直书当然令人向往，可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呢？
这不是写作能力的问题，而是社会人情的束缚。绝大多数人在动笔之时，都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审查，以期文字雅致、中和。即便笔下带刺，也最好不要把人刺得上蹿下跳、火冒三丈。我们常见的旅行文学，大多也是风光秀丽、岁月静好、民风淳朴。问题是，这其中究竟有多少作者真实的想法？
实际上，这本书当年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书名叫《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这个名字其实更符合原文，却也明显流露着戏谑。想必此次中文简体版的出版者觉得有些不庄重吧，于是就起了“在中国大地上”这个气势磅礴的名字？
正是从这些禁忌中，保罗·索鲁的“毒舌”显示了其稀缺的价值。他的旅行当然免不了浮光掠影，但目光却能及他人所不及；他尖酸刻薄的怪话当然让人不舒服，甚至很多明显偏颇，却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回想一下我们个人的旅行记忆，又有多少欲言又止呢。
保罗·索鲁的旅行文学并不长于思考和深度，而是胜在观察的敏感、敏锐。《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一书，所观察的是中国新旧交织、转换尚在过渡的一段时期。而这样的社会变革期，对于观察者实在是巨大挑战。我们作为过来人，也大多是在回头之际才发觉来路的蛛丝马迹。保罗·索鲁却在当时就捕捉到了，虽然他也说不太清楚，但他知道，“真正的中国往往存在于某些不起眼儿的小地方”。正是在他笔下的“不起眼的小地方”，我们仿佛又身临其境了当年的场景。
保罗·索鲁的言语让人很有些脸上挂不住，却必须承认，那就是我们的曾经。许多现在也未改变。
徐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