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亚洲第一美男”尊龙的一组故宫旧照火了，
我们有幸在摄影师那里拿到了全套照片。
1996年，尊龙重游故宫。
为尊龙拍下这组照片的摄影师叫郭建设，
是一个老北京，
曾经在《中国日报》中央组任首席摄影记者，
有机会拍下了大量独一无二的历史瞬间。
《中国日报》是我们国家最早、最重要的对外宣传窗口之一，
郭建设也成了最早一批把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介绍到国外的人。
40年来，他从未放下相机，
“从这些照片就可以看出中国几十年的变化，
不光国人关注，全世界都在关注。”
郭建设出生在河南，7岁进京，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在他的工作室里，有足足七八个大箱子的照片和底片，留下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历史瞬间。
1996年，44岁的尊龙难得回到中国，希望在故宫留下一组肖像，那时距离他拍《末代皇帝》已经过去十年。是郭建设帮他完成了这个愿望。
郭建设完全没有想到，24年后，这组照片会在网上突然刷屏。微博收获了上万转发，高赞评论写道：“你说这宫殿是尊龙的我都信。”
还有人打探，尊龙的这组照片当年一共拍了多少张？能不能出个影像集，供大家购买？
在《中国日报》中央组担任摄影记者12年，郭建设拍过不少重要人物，帮尊龙拍照只是他职业生涯里一次偶然的机会。
1982年，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
1984年，绿军装流行起来，风潮延续到90年代。
事实上，比起拍国家领导人、好莱坞明星，郭建设更感兴趣的其实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八十年代开始，他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在街头巷尾拍摄老百姓的吃、穿、住、行。
创作高峰期，他平均一天发表1.5张照片，通过《中国日报》把真实的中国传播到全世界。也因为这些照片，他多次受邀在国外举办个人影展，还被评为“全球华人摄影十杰”。
直到今天，他依然每天用一张照片记录生活。把现在的照片和过去放在一起，呈现出来的就是横跨40年的中国巨变。
以下是他的自述：
拍下珍贵的历史性瞬间，
是一个摄影师最幸福的事
1996年的一个深秋，我的好友宋怀桂女士联系我，拜托我帮她的一位好朋友在故宫拍一组肖像。我当时还没太在意，见面之后才知道，拍摄对象是演员尊龙。
拍摄当天是一个阴天，故宫游客很少。我们一共也就拍了两个小时。
他不愧是好莱坞的大演员，拍他真是省事儿。普通人你需要跟他讲怎么摆，还会有困难，咱不会做戏。但尊龙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说你就找你演皇帝的那种感觉，我在一旁抓拍就行了。他就自个儿在那里转悠，思索，整个过程中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对话。但他的那种形象、作态，的的确确是国际影星。
拍完后，隔了一个多星期，我就把拍完的胶卷冲洗出来，最后一共挑出来10张照片，去他的一个好朋友那把照片给他。
拿到照片后尊龙非常喜欢，他说没想到演了皇帝十年后，还能回到这里，再留下和故宫的合影。
他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故宫留影。”
1997年，在故宫约会的青年男女。
在《中国日报》任摄影记者的时候，因为我在中央组，经常需要去拍摄报道一些时政新闻和国家大事，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
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当时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当选为国务委员，我领了任务去人民大会堂拍摄现场。
一般来说，像这种会议照片是很难有所突破的。当时，我和众多记者一起在楼下第一排，虽然就在钱外长的正前方，但是大家拍出来的照片肯定都差不多。
1991年，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当选国务委员。
我突然注意到，钱外长在部长席落座之后，先是回头和坐在后面的人握了下手。我就猜测，也许宣布他当选国务委员的时候，弄不好他也会先和这个朋友打招呼。
于是，我牺牲了我在一楼的好位置，跑到二楼，从背面用一个长镜头对准钱外长。其实就是赌一把，看他会不会回头。
结果那天运气 真是不错，宣布当选之后，钱外长果然回头了。我立马按了三张，回到报社以后冲洗胶卷，第二天就登上了《中国日报》头版。那张照片就和当时其他所有摄影记者拍出来的都不一样。
1988年，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我的镜头始终对准普通人
《中国日报》第四版是评论版，都是很枯燥的评论文章。1983年，为了活跃版面，报社专门开设了一个《抓拍专栏》。在没有指定性采访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大街小巷拍摄老百姓的生活。
《中国日报》是对外窗口，要把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介绍到国外。现在再回过头看当时拍下的这些照片，非常珍贵，很多场景已经看不到了。
1983 年，天安门前的金水桥。
比如说天安门广场，那时候老百姓坐在金水桥上休息，是很自然的。
故宫也不像现在管理这么严格，好多人拉家带口的，坐在大铁门上，坐在大殿里，还有的席地而坐。
有好多游客都是从边远地区来的，背着竹筐，或者打着背后卷。夏天太阳晒，就揪个荷叶当伞，头上缠着毛巾肚，冬天就裹着军大衣。
1985 年，朝鲜青年参观故宫。
1983 年，故宫的游客。
年轻人有在故宫谈恋爱的，在景点前面凹造型拍照的，年纪大一点的，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就会趴在窗户上，看看里面的老物件。
故宫的外国人多，好多游客，尤其是农村来的，看到那么多外国人，那也跟看外星人似的。
1983 年，天安门广场，跳猴皮筋儿的女学生。
那时候不是家家都有供暖，好多人还是烧蜂窝煤，长安街上都能看到骑着三轮车的送煤工。
1985 年，长安街上的送煤工。
建国门立交桥是二环路上的第一个立交桥，现在是北京堵车最严重的一个地方。
但是在40年前，同样是上班的时间，去菜市场赶集的农民，骑着自行车，牵了几头驴，可以很悠然地走在建国门立交桥下面。
1984 年，建国门立交桥下赶毛驴进城的农民兄弟。
1985年，八达岭长城重修的时候，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好几趟。当时修建的材料都是靠人工，一块砖一块砖背上去的。
我看了很震撼，拍了一组照片，这个题材当年还入选了“荷赛”。
1984 年，重修八达岭长城时徒步背砖的工人。
1989 年，慕田峪长城，补妆的时尚青年。
还有一些老物件，在当时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几十年以后，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什么城市的东西，这就叫符号。
1985 年，北京第一支专业服装模特队在北京饭店首次登台。
1982 年，16块钱 一辆的小竹车，不是每家都买得起。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北京人以前带小孩都是用小竹车，就是竹子做的小推车，可以坐俩孩子，我们就管它叫“推了几代人”。
几乎每个北京人小时候都有坐在小竹车里的照片，我相信不管过了多少年，这张照片一出现，他们都知道这是北京。
1986 年，中国首届盲童夏令营。
1986年，我的好朋友郑渊洁和盲人协会共同主办了中国首届盲童夏令营。盲童看不见东西，只能靠触摸来感受世界。故宫就对这些孩子就放宽了要求，允许他们走到汉白玉桥上，抚摸那些浮雕。
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夏令营的老师和武警战士们托着孩子，让他们可以摸到纪念碑四面先烈的浮雕。
《中国日报》发表这组照片的时候，标题就叫做“抚摸历史”。
1984 年，北京，样板戏红灯记剧照。
红色中国
“红色中国”是我最重要的一个专题。中国人是时时刻刻都离不开红色的——大到国旗、国徽、古建筑，小到过年的红包，红色的春联，本命年穿红棉袄。
民俗里的红色尤其多，比如农村里结婚，窗户上要贴红色的喜字，窗台上经常会摆一排筷子，刷成红色，寓意就是“筷子筷子，快得子”。
1996年，北京，红头绳。
2001年，北京，工人体育场外的热血球迷。
我从2003年开始整理这个专题的照片。那一年，我的好朋友刘雷，是中国艺术摄影协会的前会长，也是一个摄影家，有一天我们一起聚会，他就说想抽五年时间好好拍一个专题，叫做“红色中国”。
我一听就觉得，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拍的内容吗？回到家后，就把我几十年的照片中所有反映红色的都挑了出来，最后一共挑了近千张，全部洗成小照片铺在桌上。
一两张不显，上千张全是红的，连我都觉得震撼。一个星期后，我把刘雷叫来了，他一看到这些照片，立马说“我不拍了不拍了”。
当年，我就用这些照片办了一个展览。后来又去了美国、巴西、法国。
有些西方国家的人可能认为这个题材很政治，但我的“红色中国”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它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悦，和生活水平改善了以后，一种对火热生活的追求。
1992年，陕北，安塞腰鼓队。
1996年，云南西双版纳，骑大象的傣家姑娘。
2001年，山西，大寨窗花剪纸。
陕西的安塞腰鼓，是很具代表性的黄土高原上的红色符号。腰鼓是红色的，红绸子一飘起来，尘土一扬起来，尤其是人多的情况下，非常震撼。
贵州的剪纸姑娘，用红色的纸剪了两个小喜鹊。
云南傣族的姑娘骑在大象上，坐垫是红色的，打着红伞……
各个地域、各个民族都有“红色”不同的表现形式，所有照片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了中国的国色。
1998年，山西，村子里的新媳妇。
过年的时候，对侨办用这个专题印了几万本挂历，送给全世界的华人，也是图个吉利。
刘雷后来和我说：“我给了你这个题材，你得感谢我一辈子。”
确实如此，“红色中国”已经成了我永恒的主题，同行也调侃我，说我一看见红色就走不动道。原来整理组合出来的红色，和现在去重新拍红色，赋予这些照片新的意义，也是两个阶段。
1985年，北京首届地坛庙会上的特大号冰糖葫芦。
“指尖上的中国”和“厕所文化”
我一直很关注中国的手艺活儿，只要是用双手制造而成的：织布，剪纸，石匠，篆刻家，纳鞋底儿，我都把它归于手工艺。
之前“舌尖上的中国”的说法很火，我这个专题就可以叫“手指尖上的中国”。
1981年，糊风斗。
很多手工活现在已经消失了。比如“糊风斗”，过去老北京冬天取暖都生蜂窝煤，为了防止煤气中毒，就会在窗户上安一个“风斗”，外边的风进不来，但是里边的煤气可以放出去。
现在取暖都靠暖气了，年轻人也许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词。
1985年，修长城的瓦匠。
1982年，前门弹棉花。
再比如弹棉花。过去大家都盖棉被，两三年的棉花被必须要弹。现在大家都用蚕丝被，天然就又轻又软。
不过有一部分人还是喜欢盖棉花被，因为它有重量。这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生活标准的变化。
1982年，云南，电影放映员。
2013年，“景泰蓝第一人”张同禄。
我也拍过大师级的手工艺人。景泰蓝大师张同禄，从八十年代，他还跟着他师傅的时候，我就开始拍他。
到后来他成了非遗的传人，现在他儿子又是他的传人，我相当于拍了他们三代人，这就是传承。
1995年，北京顺义的简陋公厕。
“厕所文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专题，看起来很小，甚至好像登不了大雅之堂，却代表着老百姓生活的方便程度和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像我搞摄影的，经常要走南闯北，最尴尬的就是厕所。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外宾来中国最头疼的也是卫生间，他们出去游玩，不敢喝水，就怕上卫生间。
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各地的卫生间后，慢慢看到城市和旅游景点的公厕设施越来越好。
2006年，辽宁，世界园艺博览会的生态环保公厕。
2010年，吉林，前郭查干湖冬捕在湖面上的临时卫生间。
比如说东北冬捕的时候，没办法在冰面上建永久厕所，他们就临时用围草搭一个简易的空间，但是外观又很漂亮。
后来又有了流动厕所，在一个地方停一天，到了晚上可以把它开走，处理完以后第二天再回来。
2011年，河南，巩义康百万庄园明清时期王爷家的卫生间。
我拍过一个河南的王爷府，里面是清代的厕所，那太讲究了，那是一圈椅。当然现在都用马桶了，先进程度没法比。
还有一个厕所我觉得蛮有意思。是一个施工队的临时厕所，就是一个坑，但旁边也会放一大缸水，弄一瓢，也变成了水冲厕所。在没有足够条件的情况，尽量让厕所一样干干净净的。
1981年，盛夏时节，人民日报社院内的职工游泳池。
40年来从未放下相机
从八十年代算起，我拿相机已经有40年了。拍摄生涯里也发生过一些神奇的事情。
1984年的一天，我骑自行车偶然路过北京朝阳区的交通管理队。那个时候摩托车不多，开摩托车也要考驾照。
我路过的时候，正好在考摩托车本，一个男青年在骑着摩托车钻杆，后面考官坐在小椅子上，一群人围观。我觉得那个画面很有意思，就拍了一张照片，报社第二天《抓拍专栏》也登了。
1985年，考摩托车本的男青年。
没想到的是，二十年之后，广东美术馆收藏了这张照片，展出后，被照片里那个男青年的发小看到了。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那个男青年其实是杨大洲，是我最好的哥们儿，也是一个大摄影家。我们1988年认识的，还一起到处采访、拍照。
1984年， 国庆节，电视机钟表服务部前路人正在观看阅兵式。
1985年，房山十渡路边卖北冰洋汽水的小贩。
不过我拍照的时候，我们俩还不认识。那时候他刚出完车祸，在床上躺了一年，恢复以后先考摩托车驾照，再考汽车驾照。考摩托车本的那天刚好我路过，给他拍了这张照片。
照片现在他已经题字了，说“人在车在，活到现在”。北京第一批考过摩托车驾照的，几乎车都不在，人也不在了。所以说这张照片简直就是真成故事了。
198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大学生。
1985年，西单菜市场买菜的女孩儿。
1994年，北京体育大学内备战远南运动会的残疾人运动员。
我总结自己的摄影生涯就是：30年前拍摄，是为了发稿；20年前拍摄，是为了获奖；10年前拍摄，是为了张扬个性；现在拍摄，则是因为摄影本身。
1984年，柬埔寨前线铁丝网后的百姓。
1984年，柬埔寨往前线运送弹药的妇女运输队。
最开始当摄影记者的时候，我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当时还有个称号叫“灾难记者”。小到刮风、下雨，大到中原大旱、大兴安岭火灾、柬埔寨前线，我是一个不落，一直冲在一线，总想证明自己。
1998年我以后离开媒体，成为自由摄影人。没有拍摄任务，没有急着要发表的照片，我最关注的就是日常生活。
从2017年到现在，我每天都会用相机记录，每天选一张照片。2020年尤其特殊。
年初的时候，平时到处都是人的朝阳公园、蓝色港湾，冷冷清清，偶尔有几个环卫工人。这种疫情造成的特殊画面，也很难得。
往年的北京百姓过年大集。
2020年初的北京蓝色港湾。
摄影不能太有功利性，你生活在这里，就必须要关注它的变化。随着时间的跨度越来越大，这就是书写你身边的历史。
这个历史小了，是一个家庭的，一个城市的，往大了说，就是一个国家的。
只要我还拿得动相机，我就会一直记录下去。
-The End-
自述：郭建设
撰文：鲁雨涵
责编：石鸣
值班编辑：陈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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