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籍是河北省永年县，没去过。小的时候，父母抱着我到过东北、山西、河南、河北。除了邯郸还有一些印象之外，其他地方都记忆模糊了。十九岁之前，基本上我都住在北京。这个七朝建都的文化古城，外地人初到的时候，很难对她有好感。头一样，天气就不得人心，冬天冷，夏天热，春天刮大风。秋天还不错，可惜时间不长。一年到头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可是你住上个一年半载，就能品尝出她的好处来。
谁都知道，当年北京人有礼貌。好比说，你去餐厅吃饭，觉得有道菜太咸了，跑堂的既不解释，也不会跟你抬杠，立刻端回去给你重做。也许他叫厨房的二师父（找大师父是找挨骂）把那道菜过过水，回锅一炒，再拿出来。一边道歉一边跟你商量：“您再尝尝，要是还‘口重’的话，我再叫重新给您做。马师傅老婆病了，他这两天神魂颠倒的。我把这事告诉掌柜的了。掌柜的吩咐下来：这道菜算他‘敬’您的，不上单子。”这么一来，你还好意思再挑毛病吗?就是再咸，也得凑合着吃了。其实跑堂的说的那套话，全是他自己编的。他真能把这件事报告掌柜的吗？那不变成挑拨是非了吗？
还是想当年在北京，你要到绸缎庄买布料，无论是哪一家，伙计态度和气得叫你发慌。譬如你一进去，大伙计帮你看货，小伙计奉茶敬烟，左挑右拣，折腾一个多钟头，最后你找不到合意的，扭头就走。大伙计送你出门的时候，还面带歉意地说：“真对不起，让您白跑一趟。您想要的几样，我都记下来了。下回进货的时候，我叫他们添上。”这话说得既客气又得体。
当然，北京的好处不单是饭馆和绸缎庄。主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态度、四周环境的气氛。就说公园吧，那年头，进门买一张票，逛一天也没人管。不像现在，你要游颐和园，进门买票，上排云殿再买票，过苏州街又买票……这大概是现代化的一环吧!因为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办法嘛!
我在北京请的副导演小张，是旗人。工作认真，为人谦和。有一天放假，我说：“小张，你今天没事，带孩子逛公园吧!”小张一撇嘴：“那可去不起啊!我们两口子带着俩孩子，进公园过五关斩六将，回来再吃顿汉堡，加上车钱，我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在“旧社会”逛公园是最便宜的娱乐了。
也是在“旧社会”，有这么一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这两个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
像“流沙”，是形容这两个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体会，时间一长，你就爱上她了。愈陷愈深，终于老死斯土。这种说法是对“外地人”而言，像我这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并没有那种感觉，而且很厌倦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时时想冲出去。
一九四九年，我就从“流沙”里钻出来，到了香港。初临异地，言语不通，举目无亲。在嘉华印刷公司做校对，月薪七十五元，生活相当苦。白天在写字楼办公，晚上就睡在写字台边搭的行军床上。我校对过整本的香港电话簿、整套的佛经……那时候常常想念北京，而想的都是故乡的好处。
在香港一住就是四十年，渐渐地体会出她的优点来了。在这个半中半洋的社会里，虽然日夜不停地为生活奔波，但她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没有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也没人灌输你什么思想。有人说香港的人情薄如纸，不全对。在这里交上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不容易，可是真要交上一个朋友，就是一辈子的事。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利”字当头。但她也有商业社会的好处，买什么东西都方便，只要你有钱。可就是赚钱不容易。离开了香港，时时想念她。我现在流浪在美国，有人问我故乡是什么地方，我不由自主地说：“就算香港吧!”
1995年
题图为关维兴先生为《城南旧事》所作水彩插图
胡金铨（1932年4月29日—1997年1月14日），中国香港导演、编剧、监制。
1958年，进邵氏公司当演员、编剧和助理导演。1962年，与李翰祥合导《梁山伯与祝英台》。1964年，独立执导《大地儿女》，此后执导了《大醉侠》、《龙门客栈》等新派武侠片。1975年，执导的武侠电影《侠女》获得了第2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技术奖。1978年，执导《空山灵雨》《山中传奇》。1992年，拍摄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
1978年，被英国《国际电影指南》（International Film Guide ，1978）评为当年世界五大导演之一。1987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国际最出色50位电影导演之一，排名第27。
1997年1月14日，胡金铨于中国台湾去世，享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