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的东京，按计划应该举行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并且迎来源源不断的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但疫情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每一处。日本作家吉井忍记录了疫情期间东京的变化：与旅日华人的紧张不同，日本人起初对病毒并不重视；马上东京进入了“紧急事态”，紧接着是 残酷的经济危机。
在戏剧性的疫情中，吉井忍遇到停留在东京的中国人，试图和咖喱店的同事拉近距离，又透过从收音机听到的一首歌，忆起生活在北京时给她按摩的师傅“三号”。在充满不确定的当下，支持我们继续向前的，也许仍是这些与人相处的一件件小事。本文收录在《单读 25：争夺记忆》中。
《单读 25 · 争夺记忆》
吴琦 主编
单读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20-12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东京疫情：许知远的日本，我的三号
撰文：吉井忍
开始讲东京疫情前，先从中国的回忆说起吧，因为我一部分的心还在那里。离开中国前的五六年之间，我和前夫租了北京朝阳区的二室一厅，七八十年代建成的职工住宅，走十分钟可达单向空间花家地店，一栋绿藤覆盖的楼房，养着几只猫。我在这家书店里看见过几次许知远老师，但说不上认识，他也肯定不记得我。
后来有一次应邀参加单向空间主办的活动，在中国什么城市都忘了，五六位嘉宾在后台等候时开始交换联系方式，我也来混一混，其中至今保持联系的却只有他。记得那次活动中诗人西川老师的讲话特别精彩，一开头就调侃年轻人的怀旧情绪，让听众捧腹大笑，下面的话也很有内涵。接下来的就是我，讲的又是私人的怀旧故事，稀里糊涂的。等我回到自己的位子，旁边的许老师就站起来要上台，离席之际突然要我拿好他的围巾并暂时保管保管。他讲的“明治维新”相关话题很专业，加上他的语速，我这个历史盲听得似懂非懂，但还能感觉出来他高度发达的知性和纯真的好奇心。
而与这主题相比，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在我手里的那条围巾，灰蓝色的上等羊绒，本人这辈子都没摸过那么舒服的围巾，又轻又暖，温柔得能让你愿意沉溺于其中。不知为何，当时我忽然想到：“这应该是有人细心给他挑选的。”人的记忆系统有时候挺神奇，这么小小的一件事，却如今有人提起他，在我脑子里就会浮现那条软糯细腻的羊绒围巾。
▲吉井忍（Yoshii Shinobu），日籍华语作家，现居东京。现专职写作，著有《四季便当》系列、《东京本屋》等。
现在是 2020 年。1 月底武汉封城的消息，日本媒体报道得也不少，但那次疫情对当时的很多日本人来说宛如隔岸观火，东京药妆店门口堆着盒装口罩，还打折。不过即便如此，有一些朋友还是感到不安。
2 月上旬，我和五十多岁的日本朋友吃饭聊天，他批评我们的政府竟然还“放任”中国游客在日本自由行，他很担心这会引起病毒的扩散，也谦虚地表现出他对中国的抵触。我跟他说“也许吧，这说明我们政府的措施有问题”，然后继续吃炸酱面。那天我们约的是在皇居附近的一家川味餐馆，口碑非常好，吧台后面清一色的男服务生，听口音应该是四川人。和我一起吃面的这位朋友是个“吃货”，这家餐馆也是他介绍的，我们排了十分钟的队才入店。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中国和中国菜是分开的，对前者的看法并不影响菜的味道。
在这段时间，我还约了咖喱店的同事 T。几年前我离了婚，像根被连根拔起的野草从北京回到东京，先住经济酒店几天，找到租住的房子前我定了一个打工之地。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就觉得除了写稿之外，自己需要有一个和别人接触的地方，毕竟离开了多年，我在东京的朋友寥寥无几，我得靠自己重新建立起一个交友圈。
这家咖喱店我之前来过几次，味道好、吃不腻，店里的装修和店主的性格一样朴素亲切，简单的一次面试后，店主允许让我来帮忙，端菜、洗碗或收款，下班之前还能吃一份咖喱。大部分同事们都比我年轻许多，但还聊得来，就这样一转眼有两三年了。
同事可分两种，和我一样拿时薪的临时工，还有拿月薪并在厨房里的正式员工，同事 T 属于后者。他年纪比我小四岁，却有丰富的处世经验：高中毕业后开始卖二手时装，从此对海外的旧货行业越来越有兴趣，后来去美国深造，和朋友在拉斯维加斯玩，不仅花光了钱还借了一笔。背负一身债务回日本，之后的三四年从事垃圾回收和货运，其实这些体力活在日本蛮赚钱的，把负债还清之后的某一天到海边玩，不小心被海浪卷走，颈部以下全都瘫痪，后又奇迹般地康复。然后不知道经过什么样的思考，他决定去学习做咖喱，我和他就是在差不多的时间，开始在这家咖喱店上班的。
约见面的地点是新宿一家咖啡店老铺，那天我没有轮班，他当的是早班，说是中午时段过后会马上过来，结果等了半天也没见人，我已经有被放鸽子的心里准备。咖啡馆的氛围倒是蛮惬意的，周末的新宿难得有这么空闲的一家，宽敞的地下一层只有我一个人。
▲东京的一家咖啡店
拿出手机，刷了微信朋友圈，无意间看见许老师发的帖子，他好像也在东京。 我动了好奇心，也因为想念北京，厚着脸皮发了一条消息给对方：“您是不是真的在东京？若有时间想喝杯咖啡聊聊天。”对方回复说，过几天可以约时间。我回了句话。
不久同事 T 终于来了。他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许多，不胖也不瘦，戴眼镜有胡子，声音特别好听，他在店里对每一个员工都是一个态度，温柔。我们在咖啡馆聊了两个小时，话题始终徘徊在咖喱、音乐和各自的生活，换到廉价中华料理店继续聊，凉拌、木须肉、煎饺、扎啤和炒饭。那天晚上，我最大 的收获是确定对方没女友，有一句却始终挂在我心里，而且让我有点摸不清对方的意思。他说：“一个人挺好的，其实没什么一个人不能解决的事情，你说呢？”
二月下旬某一天 的一个下午，我和许老师约在了上野一家著名餐厅。他已经在里面，在可以观望不忍池的位置，和另外一位中国妇女聊天，两位面对面而坐。寒暄过后，我犹豫一会到底要坐哪一边，好心的妇女笑眯眯地建议坐在许老师旁边，因为“这样你可以近距离看看他”，我才明白在对方眼里我就是他的粉丝。果断否定也有点失礼，我坐到了他旁边。每个人喝了两杯饮料，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就是因为疫情暂时回不了中国，而且可能在日本待一段时间，到底多久还不确定。
我们三个继续聊疫情，当时街上 没戴口罩的东京人也不罕见，许老师因此认为日本人很“坦然”，我说其实我们还是挺害怕病毒的，只是因为买不到口罩，或许怕被嘲笑大惊小怪，毕竟当时的日本官方也说口罩并不能预防感染，不过这个说法现在想起误导了不少民众。聊完这些，这位妇女要回办公室，她离开后许老师建议我坐他的对面，说是这样聊得比较轻松。我就坐到他的对面，但也没能聊出什么，感觉我和他之间并不存在可以聊很久的共同话题，其实也不碍事，我并不讨厌和别人在一起陷入沉默的短暂时间。
东京上野的不忍池位于上野公园的西边，虽紧挨着汽车川流不息的马路，却还能够保持大自然的野趣，它曾经陪伴过夏目漱石、森鸥外和郁达夫等著名文人。春天还没到来的天空有些灰蒙，湖里的芦苇枯萎已久，但因为其水面上数不胜数的可爱野鸭 嬉戏着，整个氛围还带有一种喜乐。我想，在外边应该能听到它们的“呱呱”低鸣声。
▲上野的不忍池
我们的沉默没持续多久，有位女性跑到我们桌旁，也是中国人，连忙道歉说来晚了，然后她毫不犹豫地坐在了我这一边。看来这天他的安排是一种“流水账”，来了一个就走一个，有人走了又另外有人来找他，除了我之外，其他两位都是谈工作的。也许是因为剪了一头干净利落的金色短发，这位女性虽然穿着贴身的黑色连衣裙和外套，却没有一丝妩媚，更显出了个性和洒脱，真令人不敢相信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傍晚许老师要回到浅草的旅馆，这位女性送他回去，我要走回上野车站，临走之前我和他拥抱了一下，好像这是他的习惯，那瞬间我又想起了那条围巾，虽然那天他并没有带。
樱花快开的 3 月上旬，疫情愈发严重，街上的人明显少了。我上班时必须经过的新宿站东口，因为有扬名中外的不夜城歌舞伎町，平时一到晚上就挤满人，化了妆的女孩子、刚下班的年轻人、拉着行李箱的亚洲人和什么都想要拍摄的游客等，这些一碰上疫情都消失了。
有一次从咖喱店下班出来，和一位女同事走到“世界堂”（著名画材、文具专卖店）往前一看，我们俩哇一声都笑起来，五百多米的路都能瞭望到新宿站东口，走得好轻松，有些不现实。这个时候，我的一次性口罩彻底用完了，在哪儿都买不到。我每天回家把用过的口罩用消毒水洗一洗，晒干之后再使用，用了好几天的口罩表面已经起了毛，除了在地铁里之外都不戴了。
▲疫情期间的日本车站
有一次，也是下班之后，我遇到了一位中国女孩，是在药妆店帮我选唇膏的售货员。我们刚开始用日语沟通，后来不知不觉 开始用中文聊天，反正整个一层楼就只有我一个客人，她也闲得很。她问我怎么不戴口罩，我说买不到呀，她摇摇头表示不理解，说自己每天上班都非常害怕，母亲天天打电话来催她回来，她还在犹豫。也许心里的不安憋了太久，今晚决了堤的大坝似的，她的话滔滔不绝，我听了半个小时她还没讲完。
可能是因为祖国在之前经历过的种种，那段时间在东京的中国朋友都比当地的日本人警惕许多，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经常看到他们发的帖子，说在东京哪个区域、哪一栋楼、发现了多少感染者，比任何日本媒体的报道都详细得多。
到 4 月没过几天，咖喱店的老板宣布停业，他给所有员工群发了一封邮件：“因疫情客流减少，另外考虑到大家的安全，干脆决定停业一个月。不过对这种突发事件我早就有所准备，哪怕几个月无法营业，咱们的店也不会倒，你们千万别担心。再次开业的时间会另外通知，请静待。”老板决定停业的第二天，武汉解封，而东京、大阪、福冈等七地进入了“紧急事态”，为期一个月。
▲首次“紧急事态宣言”之下的新宿，2020 年 4 月
幸好日本政府采取了扶助中小企业的政策，对于因疫情让员工休假的企业发放相当于员工 80% 工资的补助，咖喱店的老板也掏了腰包再补贴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到 4 月底，我们所有员工都拿到了正常的月薪。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就只顾自己的健康即可，有几位同事后来回忆这段时间说道：“就像从天而降的假期一样，真好。”
我有点想联系 T，想发些简单的问候，问问不上班的日子他怎么过，但因为那句话，我估计他也挺好过的。始终没勇气发信息，他也没发给我。不过那一个月的时间我并没有白费，每天去公共浴场洗澡（因为我的房间不带洗澡间），三天一次去超市购物（政府呼吁大家不要每天都挤在商场），偶尔去散散步，有几次走了四十分钟到空虚的新宿逛一逛，还有一次戴口罩去采访一家书店。
看了几本超厚的书，练习三味线（日本传统乐器），写完新的便当书，做便当、拍便当，或在阳台种苦瓜，事情还挺多的。除了这些，在室内的时间，我一直听音乐或听广播。后来听说，这几个月里 Netflix 等订阅制播放平台会员暴涨，但在“紧急事态”期间我愈发觉得难以集中精力，结果一部电影都没看完。疫情本身都太有戏剧性，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超越了我们所认识的“现实”，我再也不需要通过影视作品获取的虚构性，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
《四季便当 II》
[日] 吉井忍 著
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
2020-11
(点击封面购买此书)
不确定的事情太多，未来很难预测，只能回忆过去填满脑部的空白。在紧急事态期间，我经常想北京。知道北京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模样，但我还是很想念她。有一次通过驻日美军的广播节目，我听到了美国女歌手特蕾西·查普曼（Tracy Chapman）的《快车》 （Fast Car） ，就想起了北京的“三号”。
你有辆很棒的车（You got a fast car）
我想要一张票， 去往哪儿都可以（ I want a ticket to anywhere）
也许我们可以就此达成一致（Maybe we make a deal）
两个人在一起，总能到某个地方（Maybe together we can get somewhere）
什么地方都比这里好（Any place is better）
反正从零开始，不会有任何损失（Starting from zero got nothing to lose）
我们俩也许可以计划出什么（Maybe we’ll make something）
但我一个人无法拿什么东西来担保这些（But me myself I got nothing to prove）
你不是有辆很棒的车么（You got a fast car）
我做好了离开这里的计划（And I got a plan to get us out of here）
在便利店工作有一段时间了（I been working at the convenience store）
省出了一点储蓄（Managed to save just a little bit of money）
其实咱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We won’t have to drive too far）
就开过州界，进去附近的城市（Just cross the border and into the city）
在那里我们找份工作（You and I can both get jobs）
这样应该可以明白生活的意义（And finally see what it means to be living）
曾经有一段时间，准确地说，已经知道离婚是不可避免的那一段时间，我寄居于朋友的家。朋友是在北京工作多年的俄罗斯人，中文讲得比我好，住在北京二环内的高档小区里。对面是著名商城，购物比原来我住的地方方便许多，宽敞的房间也让我过得舒服多了。但总忘不了那种感觉，不管你在做什么，感情、情绪和时间就如指缝的沙子，怎么握紧了手却一点一点地漏下去，最后你的两只手什么都没留着。朋友是高薪上班族，按时上班，下班的时间也非常准，到傍晚我准备简单的晚餐，等朋友回来一起吃，吃完继续聊，累了就看书、看电脑，偶尔去做按摩。
这家盲人按摩店就在附近，从小区出去走三分钟即可到。在那里第一次给我做按摩的就是他，摸到哪儿都是穴位，按得有劲。那天人比较多，一个房间里四个床都有客人，四位按摩师在一起自然互相聊起来，客人也偶然插点嘴，大家嘻嘻哈哈的。聊了些家常后，他知道我是来自东京的日本人，问我在东京做按摩一个小时要多少钱。我说按他这个技术五六百（人民币）大家都很愿意的，他听完乐得合不拢嘴，说那一定要去日本，赚钱之后娶一个日本女孩子，那不就挺好么。我说是是，到时候给你介绍一个。做完按摩我问他的名字，难得有按得这么好的师傅，以后还想请他做。他听完就说：“那叫我三号就行”。
那时候我并没到捉襟见肘那种地步，但考虑到未来未知的生活就不太敢花钱，一个小时 98 元的按摩，去了不到五次。每次我都是叫三号的，若他在做别的客人，我就回朋友家再等等，后来学会了，先打电话给按摩店约三号。后来我回国了，隔了半年来一趟北京，又住在朋友家，也顺便去做按摩，叫三号。他开始按摩前就问，“也是脖子不舒服，是吧？” 我确实喜欢按脖子，但以为这是常规的问答，按摩师随便讲的，所以简单回了一句，让他继续按摩。等到他问我的第二句，我才发觉他是认得我的：“你有没有帮我找好日本女孩子？”
我抬起头，看看他。他眼睛是完全看不见的，微胖，总咳嗽，他进来房间的时候总带有烟味，我在按摩店门口看到几次他在抽烟，平时也应该抽得不少。我说你怎么记得我？他说怎么会不记得，他能记住声音。他还说，我有一次带了一个俄罗斯的朋友，我说是。房间里只有我一个客人，我们俩就这么开始聊起来，他问我在日本的情况，我说一般吧，我也问他过得如何，快要过年呢，是不是要回家。他说肯定会回河南的，但感觉一年不如一年，越来越没啥意思，尤其是晚上，隔壁房间里姐姐一家人有笑声、小孩的哭声，热闹得很，而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一个人躺着，那时候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所以呀，”三号继续道，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按摩也挺累，伤身体，“真想去日本，可是应该挺麻烦的吧，东西贵，我又不会讲日语”。然后他马上转移话题，说我的身材还可以，不瘦也不胖，再找个男朋友应该行的，总得找个伴呗。
后来只要有机会来北京，我都会去找三号，请他做一个小时的按摩。我发现他咳嗽越来越频繁，我劝他少抽烟，他笑一笑说没办法。每次做完按摩，我就想下次一定要带润喉糖，最好是日本生产的，让他高兴高兴，但每次我来北京就会忘记。去年 12 月份，我又在他那里做按摩，我的俄罗斯朋友已经回到莫斯科，我住在酒仙桥的酒店，还特意坐两趟地铁来找他。他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说过完年的三四月份吧，因为过年前后机票贵。他说好，然后没多久，新冠肺炎开始蔓延到世界各地。
▲疫情期间的日本
在东京租住的房里，我把这首歌重播几次，想着三号，担心他能否买到火车票、是否因疫情耽误了回家过年的计划，还想到他经常咳嗽那件事，担心会不会因为这事儿被别人怀疑、歧视或被直接隔离起来。
视频里的特蕾西·查普曼年纪还轻，其声音却醇厚苦美，她在描述一个贫困中的年轻女子，酗酒的父亲、离家出走的母亲，在便利店工作的她怀着一丝希望跟男友说，你有一辆很棒的车，今晚逃走吧。两个人先到了一个收养所，她勉强找到了收银台的工作，男友却一直在失业状态，但她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能在郊区买下一栋房子。歌手继续唱，这女子生了两个孩子，但男的还在外面喝酒，只有她一个人负担着生活的种种，当时带着希望和一点储蓄、为了新生活出发的她，哪怕换了个地方，还是逃不掉贫穷循环。
我想，她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刻应该是在歌中副歌的部分：
记得曾经坐在你的车上（I remember we were driving，driving in your car）
速度如此之快，我恍如微醺（Speed so fast it felt like I was drunk）
街灯飞逝在我们的面前（City lights lay out before us）
蜷缩在你温暖的怀抱里（And your arm felt nice wrapped ’round my shoulder）
我突然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And I had a feeling that I belonged）
而且觉得我也能有另一种人生、不一样的生活（And I had a feeling I could be someone, be someone, be someone）
歌中的“belong”一词，刺进了我心底，那就是我一时以为找到的、然后又失去的感觉。回到东京，我最需要的也是这个感觉，透过打工间隙的闲聊、与编辑或采访对象的交往，或与居酒屋熟客之间的几句寒暄，这些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小事的累积，让我慢慢找回了一种归属感，让我踏实地度过每一天。就像特蕾西·查普曼唱的那个女孩子，哪怕换个地方，靠别人，这些都不会帮你解决本质上的问题，也不会让你找到出路，因为再新的环境，再亲密的情人，时间久了也会成为平凡的日子和它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些平庸的日子里，只能不停地寻找自己和他人的接触点和所谓的小确幸。人生就这么严肃地对待你，而能够让这么眇小的我们向前迈步的，很多时候就是这么点小事情，一次见面、一句话、一个眼神或忘不掉的一个情景。哪怕疫情已渗入生活的每一小节，这一点还是没有变。
紧急事态期快要结束，某一天傍晚，我接到一个电话，来自许老师的房东，他开着车问我要不要去吃火锅，我还听到许老师的声音，原来他去了一趟夏威夷，又回到东京。从那天晚上开始，我有了几次和他们吃饭、聊天的机会，人数总是不多。对我来说，这样的聚会像回到北京一样，不仅仅是因为语境，还有某种中国大陆人才能酝酿出来的温情和轻松随意的谈论，跟他们的接触让我发觉自己是多么想念那里。许老师一般都在听别人讲话，偶尔夸对方，表示同意，他有一种带着行动力和知性的好奇心，一听到好玩的事或人，他就说：“诶，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不过经过这些交往，我对他的印象和理解还是不变，就是一位很活泼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才思敏捷，也许因为当主持人的时间比较长， 能随时发挥，带有强迫性的亲和力，其话语简短、概括性又强。就是因为如此，我总觉得他本能地避免让他人过于接近他。
这段时间打开微信，偶尔能看到“单向街书店”公众号发出的《十三游》，透过他的视角表达出来的日本，和他本人给我的印象一样，看细部都觉得有魅力，却很难抓住整体。有意思的是，只有过几次接触的三号能够在我心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共鸣，而对日本有深厚的理解，而且在这段非常时期和我处于同一个城市的许老师，却和我保持拘谨的平行线。
到六月中旬，许老师要回祖国，航班时间也定下来。他的房东乘他听不懂日语，悄声跟我说道，打算开一次送别会，买一个蛋糕，叫些外卖，大家喝喝酒送送他，我也表示赞成。但等我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他的时候，他抖着腿，笑着说一句，他很害怕这样的场合。我没法知道他临回国时的心态如何，但至少从他的表情能看出来，不是喜悦或期待，而是忧伤和焦虑。这段时间，他经常提及他的“家”，指的是位于浅草、他隐居了四个月的旅馆和房东夫妻，他说要尽快回日本，要回到这个家。和我同龄的男性重复说的这些话，引起我的恻隐之心。谁不是那么脆弱，我们就靠这些细节，甚至是幻觉，顽强地找出快乐并继续往前走。
在他离开东京前的两天，我 刚在居酒屋点了一杯 Highball（威士忌苏打调酒）和凉拌豆腐，就收到他房东发来的消息：“因为疫情，无法举行欢送会。特此号召各位好友录一个简短的小视频。” 但这段时间的感染数还在控制之中，于是我猜想，他真的不想搞得太隆重。看完消息，我和居酒屋老板娘说了一声，把酒杯和小菜都留在吧台上，走出门外拍了十五秒的视频，说我们已经开始想他了，要早点回来，一路平安，拜拜。视频是发给房东了，但我不相信许老师就这么离开东京，从他易忧伤的性格推测，也很难想象他在东京的最后一个夜晚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并能睡个好觉。果然，航班起飞的二十个小时前，他发来一条简单的留言，看完我理所当然地拿起地铁卡，赶到他临时办起的小小聚会。
许老师经十四天隔离，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迹上，东京也渐渐恢复了之前的节奏，我们的咖喱店也在其内。有一天的晚班时段，我见到了同事 T，我准备给客人端咖喱时，他过来要我发一个消息给他，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因为疫情期间手机坏了，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没了。我先把咖喱送过去，回来又问他，疫情期间在干嘛呢？他说也挺忙的，先买了个大冰箱，因为想准备独立开店，毕竟在这里工作几年了，店主催他尽快要有自己的店。他还说这段时间 开始在网上卖二手衣服，看来他还是有眼光的，几件旧衣服随便卖卖轻松赚到五六万日元，他说家里还有一堆货，应该可以当做开店资金的一部分。
晚上的客人本来就比白天少，疫情后客流又没有完全恢复，那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聊天，店主也对我表示适当的关心，问我的近况，又问我已经出来的政府补助金项目有没有申请到。还有另外一位同事说，他决定离开东京回九州，本来就要回去开咖喱店，只因为疫情把计划提早了几个月，到时候欢迎大家来九州吃他的咖喱。听这些我忽然发觉，在每条街上鳞次栉比的小铺，也都是我们这些小人物费心准备的结果，每一家店的故事、每一个店主的人生经历都不逊于任何大商铺和大老板。这样想来，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无数小铺的倒闭，也够残忍的。
▲日本经济受到了疫情影响
那天回到家，去了一趟公共浴场之后，我才想起给 T 发信息的事情。他马上回了“谢谢，不好意思”，我发了一个表情，带太阳镜的小女孩竖大拇指说 GOOD，然后准备关闭屏幕，想早点睡。但他很好奇地问起，这是什么玩意，没见过。我说中国有很多这种表情包，这是一个韩国女孩，可以说是小童星吧，原图来自很会晒娃的她妈妈，后来大家疯狂转载。
其实我蛮喜欢中国的表情包，和日本的 stamp（贴图）有点不一样，更幽默，有些中国朋友发的表情挑得恰到好处，我很欣赏这种技巧。刚给他发的表情，在中国早就过时了，若对方是微信上的中国朋友我会慎用，但发给 LINE 上的日本朋友我觉得没问题，既可图个新鲜，但这我没告诉 T。
关掉聊天屏幕，准备入睡，突然哭笑不得，感觉自己一个人穿梭在两个世界之间，也不知道到底 belong 于哪方。躺在床上伸懒腰，好久没去按摩了，我想起在按摩店门口抽烟的三号，也许他也有过同样的感受，他也在寻找。其实在我心中的那身影已经不是真正的三号了，就像那些视频里的日本一样，看似真实但如隔着一层膜，只存在于我的伤感中。三号，我们一起努力吧，也多多保重，若下次在北京还能见到，我一定会带给你细心挑选的润喉糖。
《单读 25：争夺记忆》现货发售中！
记忆不能编造，但可以争夺
▼▼争夺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