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镗钯街，有一条60多米的残巷——崇德里。80多年前，这里是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李劼人嘉乐纸厂的办公地点；10年前，这里成了低洼棚户区改造项目。在设计师王亥的匠心独运下，对崇德里留下的3座老房子进行了保护性改造。如今的崇德里，融汇了川西民居和现代艺术风格，是历史文化与现代时尚的结合。一抬头，可以看到IFS；一抬脚，可以走到太古里；一抬手，你能触摸到的是一座城市的记忆……被保留下来的不仅是建筑，更是一份成都的乡愁。崇德里成为成都市老建筑保护、活用的典范之作，2014年列入成都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人没有记忆就回不了家
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王亥与崇德里的相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故事时刻”。
王亥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成都，在华兴街出生，在和平街读小学，三中读中学，当时就有同学住在崇德里，春熙路、东大街是他从小成长的生活圈，自称地道的成都“街娃儿”。考入四川美院后，他与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罗中立是同学和同门。1979年，还是学生的王亥就以油画作品《春》夺得全国美展二等奖。但王亥对成都的记忆停留在了1987年。那一年他去了香港生活，画画、开私房菜、去凤凰卫视录节目、做空间设计，自称“杂家”，金庸、蔡澜、倪匡等都是他的座上宾。有段时间，他每个周末从香港飞回成都，当“周末设计师”。这个房地产项目完成后，他决定回到成都生活，房子就买在了镗钯街附近。“人没有记忆，就回不了家。建筑就是最好的记忆技术，我们把记忆保存在房屋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根柱子上。”王亥说，面对急剧发展扩张的城市，自己感到有些陌生，记忆中的老成都正在一点点消失。正是在乡愁无处寄托的状态下，他与崇德里重逢了。
当时的崇德里是一个60多米的“断头巷”，棚户区改造项目启动后，只剩下3个破败残缺的院落和一个教工宿舍，入口处与公厕相邻。有人提议修一个社区公园，也有人说干脆修成停车场。机缘巧合下，这个项目被交到了王亥手上。那天晚上，王亥从家里走出来，路过一家24小时书店和青年空间，沿着镗钯街走到崇德里。当他面对已经被定为危房的破院子时，却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老成都记忆：石库门、天井、木梁……从崇德里出来后，王亥立刻告诉合伙人：“我命中注定要来做崇德里，这里非我莫属！”设计方案很快就想好了——“谈茶”“吃过”“驻下”，分别是茶舍、餐舍和设计酒店，而这3个词语正好代表了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一条街也好，一个城市也罢，对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最重要的是它的标志性，比如老街小巷，我找得到这条巷里，它就和我的记忆、曾经的生活经历建立起联系，我才能感觉到自己的经历与存在。”王亥说，“崇德里的保护，我和合作伙伴确定了一个主题：‘一个城市的回家路’，实际上也就是我的回家路。我很希望能够保留一点点成都的记忆。”
抗战“笔阵” 李劼人为成都文协安家
据袁庭栋的《成都街巷志》记载，“崇德里北起中东大街，南接红石柱横街，原来是无名小巷。”王亥说，古时“五户为邻，五邻为里”，“里”和“巷”同义，但前者是源于江浙一带的称谓。崇德里在老成都东门，东面靠近合江亭一带被老成都称为“水东门”，是商业和交通的枢纽，民国时有很多外地商人在这里经营生意、置地建房。1925年，一个叫王崇德的商人买下了这块地，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便是崇德里的由来。
历史上，崇德里还留下了成都著名文化名人李劼人的足迹。1938年3月，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云集了当时全国的进步文人。次年1月，在成都春熙路青年会召开大会，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李劼人、周文、熊佛西被选为理事。成都文协实际上是由中共地下党领导，活动和成员经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监视。由于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十分不便。
当时，为满足抗战期间作为大后方的四川用纸的需要，李劼人在乐山开办了四川第一家机制纸厂——嘉乐纸厂，其成都办事处便设在崇德里——当时崇德里北面还与东大街相通，因此还叫东大街22号。为方便成都文协办公，李劼人主动提出将崇德里3号院作为成都文协的办公地点。他说：“我这里纸墨笔砚、桌椅板凳、粗茶白水、电灯电话，全部现现成成，我就一概负责了！”
1939年2月16日，成都文协在崇德里出版了会刊《笔阵》，叶圣陶、牧野任主编，李劼人、萧军等人任编委会成员。成都文艺界在该刊物上发出怒吼：“在民族解放中，各人都站上了各人的岗位，文化人唯一的岗位就是笔”，她“蘸着难民的眼泪，蘸着战士的赤血，蘸着文艺工作者的脑汁，描绘我同胞遭倭寇残杀的图画，描绘我战士抗战的英姿，也写出敌军禽兽的行为”，并“攻击潜在社会层里的封建余孽、汉奸的丑恶，迷离在人间的黑暗，死缠在人民身上的苦索。”
《笔阵》创刊于1939年2月，1944年5月停刊，历时五年有余，共出版30期，在此期间，刊物刊登了郭沫若、茅盾、朱自清、王朝闻等名人的大量文章，成为抗战时期中国最具有影响的文艺刊物之一。
崇德里除了是李劼人和成都文协的办公地点外，还聚集了许多名流大家。成都骨科医院的创始人杨天鹏在崇德里住了多年，并将医院的住院部设在了自己的住处；著名画家李行百在崇德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川剧丑角泰斗刘成基也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而为人熟知的成都著名作家、美食家车辐也在崇德里住过。当时的崇德里会聚了众多进步人士，他们来拜访住在院落里的大家，相互交流探讨，使崇德里成为成都文艺界活动的一个中心。
城市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历史，保护群体的记忆和文化。如今，中西合璧的石库门与川西民居建筑风格，共同组成了崇德里独特的建筑风貌，更难得的是，这里保留了一分雅致的人文气质。
最成都最国际 每根柱子都是命根
“历史是不可逆的，时间也是不可逆的。”在王亥看来，对老建筑保护的最好方式便是保持它的现状，使其凝固在“此时此刻”，而拼命想把老建筑恢复旧样，其实是个误区。老建筑具有的审美价值与新建的使用功能在设计中需要相对分离。老建筑具有审美性，要“留白”，要做的是植入功能。当崇德里3个残破不全的院落被交到王亥手里的那一刻，他明确提出了两个概念：第一，不动一梁一柱，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就保留到什么程度；第二，一定会给这座城市一个“最成都”又“最国际”的崇德里。
崇德里改造，王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耗费了整个团队450天时间，而他只有20来天离开过现场。院子中的房屋开间、进深、层高、架构不做变更，梁、柱、椽、枋都使用原来的木构件，破损处尽量修补，实在朽得“扶都扶不起来”，才把腐坏部分去掉，嵌一块新木头进去恢复功能，梁实在不行才加根新的，而被拆除的部分，都是工人们手工一点点剔除，其成本远远高于拆除重建。
崇德里3号院被岁月侵蚀得最厉害，就连瓦顶都没有了。王亥也不打算新添砖瓦，他拒绝做旧，坚持“不落架维修”，“哪怕是残片，哪怕是废墟，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是什么样就什么样，不能造假。我不能把真古董变成假古董。”对老房子里一柱一瓦“原封不动”的坚持，让工人都说王亥是个“疯子”，王亥听说后哈哈大笑：“我不是疯子，是个骗子。”
王亥坦言，这个体量的项目从没有人做了450天，自己每天在工地都觉得很绝望，因为有无数问题要寻找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他尝试了一种新旧嵌合的关系：“我们聊天的这个地方叫‘谈茶’，它不是茶铺，是一个文化空间，茶具是我自己设计的，椅子是丹麦家具设计大师的作品，具有西方功能主义，同时有中国明式家具的特色，和空间形成了同一结构体系下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这就是嵌合。”秉持着“应保尽保”的原则，崇德里尽量保留、利用了每一块砖、每一片瓦片、每一根房梁，今天的崇德里既是老成都，又是最国际。
崇德里的每一根柱子都像是王亥的“命根子”。柱子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都是百年前的木头，但剥落的漆色，甚至被虫蛀出的洞眼，在王亥坚持下，都全部保留了下来。柱、梁、榫头腐朽了，便削去毁掉的部分，补嵌一块新木头进去，新的和旧的交代得一清二楚。有意思的是，王亥曾经为“吃过”餐厅买了一套价值百万元的德国顶级橱柜，但为了保留餐厅中的一根老柱子，这套橱柜被切割成U 形，这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橱柜再顶级，也得给历史让位”。
崇德里1号院子保留得最完整，只取了两个椽方。但这个空间中有三根柱子，取不取？这让王亥纠结了很久。“我和合作者经过反复讨论，我的意见是坚决不拆，进行加固后重新改造空间，尽管费用相当大，但是我的合作者被我打动了。最后效果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同，包括建筑界、设计界、城市的管理者都很满意。”王亥说，这个决定源于自己的一段童年回忆：小时候在茶铺，经常抱着柱子耍，躲在柱子后面观察哪个老茶客要走了，自己就去喝“加班茶”……说起这段有趣的往事，王亥站起来抱住了柱子，开心得就像一个孩子，仿佛回到了童年。崇德里不仅倾注了他的心血，也了却了他的乡愁，正是一个个老成都的记忆，铺就了一个城市的回家路。
陆离/文 胡大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