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所见
去年桂花飘香的时节，周末某景区山下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一如张择端笔下的盛景。临近中午时候才转到了古旧书市场，此时已有个别摊主在做收市的准备了。文化城群楼依山而建，就势彼连，靠近南北一处楼间通道内口处是一位年轻小伙的书摊，三十出头的样子。他的书籍品种比较丰富，有些时间跨度。线装刻本，石印本与民国旧书都有一些，还有部分或展或卷的新旧字画及工艺品等，集中摆放在南北走廊的下边。我顺手拿起一册《古今名人别名堂号》，这是一册七八十年代蜡纸版的油印本，江苏师范学院翻印山东大学图书馆本的工具资料。山图印本我有了便把它放回原处。又拿起一本胶东解放区《论王实味的思想意识》，这是早期的手工土纸本，轮机铅字排，里边有艾青，范文澜等先生的作品，是见证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实物史料，比较不错的红藏题材。卖价一千二，品相很一般。简略看了一下几种成套的普本四书五经，书院塾课，又翻看了一下信札及书画，没啥可心的，便直起身退到了书摊一边。见书摊角落还有个较大的装书布袋微敞着口，就弯身拨开袋口看了一下，在一件毛线编织的挂毯上有个塑封袋子，装着一本用大红纸张包背的厚书，便拿了起来。
“那个你别动！”小伙立马过来做阻止的表示。“啥书啊，不是卖的么？”我问了一句。“那是给人家留的”边说边接过去又放回原处。“什么书，让俺见识见识”。刚才已经买过了几件书杂物件，我表示请求。
“这是给人家留好的，你翻看注意点”说着弯身从袋子里拿出来递给我。
这是一册线装的手写本，内页纸张与墨迹古色古香，熟旧自然。用大红色的封皮还特别做了包背保护，红色封皮是文革时期山西省革委会的慰问信，已经发旧。书册主封面没有名签，只是钢笔较潦草地竖写着“崇辨堂医课”字样的书名。靠近书口位置用较宽纸条粘贴覆盖了一层；书名下面，纸条下边隐隐可见有未完全遮盖的墨书痕迹。书脚位置有珠笔“魏景斯”三字人名，人名下贴一标签，似为某单位或者某个人编码管理所用，因时间久了标签上的字迹已不清晰，仅隐约可见。我背靠廊柱粗略读着类似序文的内容，心底顿觉异样起来。这是一部关于清代李姓御医奉命为清宫医学馆教习医士而著之书，同时又是其直系曾孙应清史馆征集珍贵典籍史料为编清史，分派而晋呈之书。虽然尚不了解李姓御医其人其事，但关于清史馆与清史稿的大概情况，在自己多年的收藏过程中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关于清史稿，从袁世凯时期北洋政府到民国，最后直到新中国成立，甚至至今都没能真正完成。当然，那是因为那个极度动荡、极为复杂、新旧制度更替的特殊时期，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但凡有相关联实物出现，通常就会有非同寻常的史学研究价值。所以，同为医学写本，这本就截然不同于我们过往常见的医学传抄本。以多年涉猎善本古籍的经验提示自己，这是一部应该重视，尤其值得深究一下的书品。我一边低头翻看着，一边很随意似的问小伙价格。“这本不卖，真是给别人留的”小伙继续整理被众人翻乱的书，信杂物，头也没抬。
至于给谁留的，没说，但书还在这里却是事实。即便小伙是在抬价也能理解，自然不必去管那些，便走近小伙表示自己有些兴趣，也想购买研读。
……
小伙甚坚决“这本确实不卖”，几次直接说明，很坚决，也为此表示着歉意。
……
几次被拒，被阻，心里有了些抵触，在心底几次强烈的斗争之后，再次向小伙表达想购买的意愿。
……
可能说话多了，聊的也久了，小伙显然也有些情绪，匆忙了一上午赶着要收市，也有些累了，再次从我手上拿过去装入塑封袋，又放回了布袋里。
我明显意识到小伙对此书的态度，或者真是在为某人而留的。
经验告诉此情不能拖延，能否达成，在此一举。
“这样吧老弟，你呢也很忙，我呢也要赶着回去，都不耽误彼此时间。你想想看，卖给谁不是卖呢，是不是？你们可能是老朋友，老关系，那就不再考虑认识新朋友了？我啥也不再说了，就等你一句话”我放低了声音同他说到。
“要不你留个电话，等过几天咱们再说，可以吧？”小伙确实倦了。
从刚才谈话已经得知，小伙经营古旧书生意数年了，地方上有些知名度，之前曾为不少国内藏家提供过不错的书籍。其友人前几天刚同他打过招呼，告诉他说近几天北京的韦力老师要经过这里可能过来，届时友人陪同去其府邸拜访。我深信这个实情，深信不是因为小伙的说明，而是对韦力先生的熟知与了解，韦力先生足迹五湖四海，甚至世界各地，那是古籍收藏界人人皆知的大家。
……
一天的活动差不多了，此时的市场已近尾声。早已收妥齐备的同行，有的开始互相调侃，逗嘴取乐，有的谈论着近几天国内外的形势、局势，你一句我一句地声音很洪亮，大喇叭似的，自由自在，海阔天空。有几位岁长的，刚才一直聚在我们身边，不声不响地看着。
此时，很多摊位已经收好了。这期间，这个本子又两次被小伙阻止再从袋中取出，当然不是我要看，是其它有人要看并尝试问价，小伙同样不做应声，自然也不会谈论价格。
我一边慢慢整理刚才买的书杂，一边在心里继续做着斗争。
“争取还是放弃……”
在终于征得同意转我，并最终报了价，待我将书款付清，将本子装入随身背包的时候，刚才围在周围一直没说啥话的“老哥”才悄声并羡慕地向我们表示祝贺，有的让小伙请客，有的拍我肩膀说“老弟，这书你买着了！”
我表示了谢意，便起身离开。
在涉足古籍收藏的十数年里，此类情形有过若干次，但每次并不很相同。过去常常是在对版本，内容，书品，年代，存世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之后，由其实际并潜在社会价值结合自身条件为之购入，而对此本诸多因素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完全根据过往经验。说到这里，似乎早应该总结过往数年间擦肩而过失之交臂的种种遗憾，否则流传有序的宋拓，还有鲜于枢、及明四家里的真迹书帖等几件超重量级的珍宝也不会因犹豫不定而错失成为终身憾事，当然那早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关于今天这个中医的本子，觉得很有必要提及中医抄本方面过往的一段经历，或者可以留个痕迹以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以被人们提起并为之思考。那大概是在奥运会之前05.06年的时候，有江南的两位书友在全国范围通过网络发布过一个大量征集收购古旧中医抄本的信息。过程中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单就山东中东部地域，仅本人同身边几位好友合力，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先后为其收集古旧医抄总价两，三百万元之多。尽管很多抄本并无多少可取之处，甚至破烂不堪，但凡邮箱传图过去，皆令收集成箱，合价邮往，照单全收。当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为日本方面收集的，直到后来日方停收时才被南方代理书商告知。当然，在经过短短数年之后，国内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全国各地相继爆炸式的广开药店，而店内不断陈展出众多人们陌生的新式药品，而这些药品基本都是中草药成分的西式药。当你深入了解便知，那些较高定价的西式药品背后基本都是日资控股性质的企业。直到那时才明白日本方面广收医抄的原因。其实，对于这种国情的差距我们很无奈，因为不仅咱们国内极少有人去重视这些资料，即便是国家相关部门也从不真做重视。当时更多历经劫难得以留存下来的古旧书，有很多还不是被送到了造纸厂化作了纸浆？今天来看，虽然有种种原因需要“弃旧从新”去做淘汰，但里面仍有相当数量史料，注定属于珍贵的内容。从“改开”到今天，一晃又是多少年过来了……
百年中医之殇，业内人最为深知。现在新冠疫情之后，似乎对待中医的态度有了转机，但相关部门往往仍然流于形式。很多传统的好东西弃之不顾，却言之凿凿“科技创新”，每每如此，舍本逐末乎？让人纠结。
事情到了这里，仍然要说上边得到的这个呈稿，也是直到有时间去整理，去研读时才开始兴奋起来。此钞稿内容之珍，世存之稀，版本之善，出世之用才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中医史阙之弥补，功德之造就，利民利国之乐事，国运之助兴也。
论证处处
通常购买古籍，每有空闲总要“与古对话”一番，打开阅览一下。一方面是为清整书册书页，因旧时藏者保护不当，或有折角或受水渍，这对古籍保护与再利用皆为不利。另一方面，自然是考证研究，成书缘起，流传状况，内容之用，这对经济与社会价值都有必要。观摩装订方式，观赏字体书迹，观读文字内容，观辨纸张墨色，观览辅助信息，体味久了便有综合的认知与心得。
时看时新，此册本子自然也是如此。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了此书之妙。
其一，书籍主封面有“魏景斯”人名，珠笔所写，名下有一旧编码标签（时间较久，编码已不清晰）。直观看，“魏景斯”当属此前某段时期的收藏者或管理者。名下标签多为个人或单位藏书标签。
其二，书册主封面靠近书口位置，用较宽纸条浆裱覆贴了一层，且全书以文革时期大红色的慰问信包背保护。自然旧迹，时间上于文革时期包制保护问题不是太大。整理书品揭取碍目的旧纸条时，其下还有墨书小字，虽然揭取时有所损坏，但依稀可辨“民国十一年于泗洲初等小学校”的字样。字体稍小但与书册内容文字书体字势几同。而纸条上方的署名，钢笔所写，潦草草的应该是书名题签丢失了，某阶段保护人藏家所写，书名自然是根据内文所知。
其三，书封面内首页也就是扉页处，也有钢笔竖写书名。名下双行竖写，左行“于窑（？）上（海？沟？）小学”，右行“民国二十二年”，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很难辨认。通过上面几条信息综合观审。有的钢笔，有的圆珠笔并且不是一人笔迹。多为因故流转时，因书名签脱落（或无题名签），前藏者也或书商为方便客人了解信手所为，书名当然由内文所知。就字体，位置等考量并不规矩，故此不排除是由于不能严谨才会把隐约看不清的墨书“民国十一年”又写成了“民国二十二年”，想来其本意定是要记成“公元一九二二年的”。至于再有一九三三年之类的就更加荒唐可笑了。
再有就是书籍通常装订的规律，扉页通常是空白的，就像人的衣领。除非有艺术家或者名人留记，赠言之存，否则轻易不落笔墨。
如此，可归结如下：此《崇辨堂医课》呈稿本，成于民国十一年，即公元一九二二年；由宫廷李家骏御医直系曾孙李万基知州（后有专述）于泗洲初等小学校内过录而成。
关键人考
一，李家俊其人
2012年3月河南省沁阳市文物考古队在做文物调查时，于该市紫陵镇王村征集到一方型制较大的墓志。墓志出土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青石质地，阴刻界格，志文楷书六十行，共计一千四百余字，保存完好（今存沁阳市博物馆内）。志文明确记载作者李家御医的人品生平事迹等等（可参阅2015年1月版总第31卷的国家学术学刊《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p6-8.p11页）。据墓志记载结合此“晋呈稿”记述看，内容基本对应一致，只是《学报》文中或者排版原因也或文稿字误，《崇辨堂医课》的“辨”字被写成了“正”字，这里稍作补正。
二，李万基其人
从“晋呈稿”内文中可知，李万基是李御医的曾孙，因特殊历史原因，晚清至宣统阶段出现了所谓的“空白期”，一度在地方史志中失载。直到查阅安徽地方史志资料《乡土泗洲》，才知已有包括“泗县史志资料库”发起人之一的苌亮先生等热爱家乡的地方史志专家，爱好者，在关注到1990年版的《泗县志》时，关于“清，民国州（县）官员名录”有连续25年是中断无考证的。他们带着疑问，查阅了大量的史籍资料，终于在“蛛丝马迹”中发现了自光绪九年（188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共计21年间，泗洲直隶州一度“丢失”了的七位掌舵人的翔实史料，也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关于李万基的史料信息，是在清·冯煦（1843-1927），光绪三十二年的《皖政楫要》中有明确记载。明确记述了李万基的任职年代于光绪三十四年（即1909年）：“泗洲初等小学堂，公立，在州治东首文昌宫内。光绪三十四年九月由知州李万基开办。以虹乡旧有宾兴田租及陶春廷充入羊城湖地租为常年经费。学生三十二名”。这里的“初等小学堂”与呈稿里原封面贴纸覆盖的“泗洲初等小学校”仅一字不同，由此可以确定，此呈稿即是过录于民国十一年（即公元一九二二年）。当时，李万基是否仍任知州，不知。但仍然继续负责自己所办的小学堂是合理的。另外，李万基是否可能就是李炳涛这都需要继续考证，也需方家指正。
加补一点：又查史料，我们已知北洋政府成立国史馆是在1914年，6月开馆。清史馆成立在1914年9月开馆。国史稿从未编成，而清史稿是直到1929年才完成极不完备的“初编”，前后历时15 年之久。至此时间线上也已经明确无疑。因民国接替，前朝旧员重新启用，或者呈稿下方才有具名“分发安徽第三届免试县知事”何以免试的原因了。
著作价值与时代意义
《崇辨堂医课》呈稿的被发现，从个人认识角度有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此呈稿是李姓御医奉命为清宫医学馆派充教习时精心所成之作。前人承上启下，心得与经验可信度较高。古人更尊理法，更近医意，更重传承，更为严谨，此文中及御医墓志中皆有记载“数年间，便得门徒深晓医意者十余人”，即当年已得验证，可见系统理论是严谨并科学的。今若研究选用则无需再做繁褥的探索与试验，甚可直接针对性地研选，变通，剖析论证去总结便可推广以利民。
其二，作为原始资料，其真真切切的“可见性”无疑在中医药专业研习人员的心理层面有了可直接借鉴的方向与依据。医学理论的可行性与科学性，医药品种的开发途径将变的更宽，这对医疗事业的进步无疑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对此专业“医课”的立项开发，在“洞悉医理，深晓医意”，强化正确医教意识方面可能具有潜在“催化剂”的效用，极有可能对当前及将来中医高端人才培养所出现的瓶颈问题能做有效的解决，起码也可以大大提高突破的概率。
其三，当时的“医学馆”可谓国家最高的医护学府。李家骏御医此《崇辨堂医课》于此时出现，正值国家传统中医倍受打压百年之际，也正值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必将融入全球之时。即“承时兴中”又可填补中医药相关史料的若干空白，尤在当前再次深化医改，以发挥传统中医药民族化优势，以治未病为本，倡导康养为宗的前提条件下，无疑具有深远的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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