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从青藏高原一路东下，半路“开了个小差”，溜达到蒙古草原一日游，又从陕北高原与吕梁山之间，悄然南下抵达华山脚下，再一路向东。同时陕北高原还有一条洛水，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流淌，与渭水、黄河在华山脚下聚首。
洛水以东与黄河以西，这部分陕北高原和关中平原地带，就叫作“河西之地”。秦国和魏国，在这块貌似“平庸”的土地上，七十年时间经历了五次大战，史称“河西之战”。
第一次河西之战：公元前413年至408年，魏国以吴起为大将，动用强大的魏武卒，多次打败秦军，夺取繁庞、元里、临晋、合阳等地，设西河郡。
第二次河西之战：公元前401年至390年，秦国为夺回河西地区，十余年东征不断。公元前389年，吴起以5万魏武卒，击溃50万秦军，创下了战国史上最悬殊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秦国人被迫将防线收缩于洛水西岸。
第三次河西之战：夺取河西之地后，魏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东方，秦国获得了喘息之机。公元前366年至262年，秦军乘魏国无力西顾之际，夺回了少梁和繁庞两座战略要地，甚至一度攻入河东。但强大的魏国，在解决了赵国和韩国联军后，回师河西，秦国人知趣地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第四次河西之战：公元前353年，魏军与赵、齐、楚之间爆发著名的“桂陵之战”，孙膑以“围魏救赵”之策，打败魏军，生擒主帅庞涓。秦国人趁魏军在中原战场无暇自顾时，发兵东渡黄河，攻克魏国旧都安邑。次年由商鞅领军，又攻克固阳等地。
逐步衰退的魏军，东西双线作战，他们被迫在河西修建崤山长城，企图顶住秦军的军事压力。就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第二年秦孝公宣布与魏国和谈，把父亲秦献公和自己，两代君主十几年时间夺回的部分河西之地，又重新还给了魏国，再次把防线退缩到洛水以西。
河西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以至于两国几十年兵锋不断？秦孝公为何将到嘴的大肥肉，又吐出去了呢？
回到地图上不难发现，秦国无论是东出还是西首，有三个战略要点：一是东南方向的武关，对手是楚国；二是东面的函谷关，对手是韩国、齐国；另一个就是河西，直接面对魏国与赵国。
相对于武关和函谷关的天险屏障，河西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如果魏国想要入侵秦国，过了河西就直接面对秦国首都栎阳，关中腹地也毫无遮挡地暴露在魏国人的刀尖下。
所以，从战略安全上讲，洛水、黄河，以及二者之间的河西之地，是悬在秦国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必须掐在自己手上。
另外，河西大平原水源丰沛，是著名的大粮仓，那里人口密度大，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是个大钱袋子。军事战略地缘的重要性，和经济地位的不可或缺性，就是秦魏两国几十年不停死掐的原因。
既然河西之地那么重要，秦国又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秦孝公为何却把到手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了呢？
秦孝公肯定不是慈善家，秦国人也不允许他那么慷慨，之所以让出河西，一是军事层面承受不起魏国的压力，二是秦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急需解决，他被迫以退为进而已。
桂陵之战后的第二年，齐威王信心爆棚，驱使两位马仔宋国和卫国，一起发兵重镇襄陵，企图彻底打趴魏国。假如第一军事强国魏国趴窝，齐国毫无疑问将取而代之，齐威王将迎来自春秋以来的齐国第二次称霸。
只可惜齐威王同学学业不精，不懂得什么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不清楚桂陵之战胜在哪里。
桂陵之战并不是大规模的兵团作战，齐军的胜利，赢在了孙膑的一个“奇”字上，魏军被牵着鼻子来回跑，中了齐军的伏击，魏武卒的优势根本没办法发挥。而襄陵之战则不同，双方在大平原上两军对垒，拼的是实力。
当谋略失效后，齐军的战斗力在魏武卒面前不堪一击，孙膑也无力改变局面。魏惠王为了确保战局优势，还强迫韩国充当马仔，从联军背后袭击宋、卫。
在这种情况下，齐、宋、卫三国联军溃败，襄陵之战以魏军完胜告终。第二年，魏惠王携襄陵之战的余威，迫使另一强国赵国签订城下之盟。根据新达成的盟约，魏国纠合赵国、齐国，挥兵西向，瞄准了趁火打劫的秦国。
公元前350年，魏国重新夺回安邑，又兵围固阳。
以秦国的军事实力，单独面对魏国都毫无胜算，如今魏国得到山东诸国的支持，打下去秦国肯定保不住河西。万一联军打兴奋了，一脚跨过洛水，对秦国来说就是灭国之灾！
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秦孝公审时度势，决定对魏惠王低头，他忍痛与魏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款，将十几年时间浴血奋战夺回的河西之地，再度割让给魏国，以换取魏国退军。同年，为了降低军事威胁，秦孝公下令将都城从栎阳，西迁至咸阳。
其实即便秦军够强，能抗住魏齐赵联军，秦孝公也扛着不住国内的压力，弄不好不等魏国人开火，他自己就被老秦贵族搞下台了！秦国发生了什么？商鞅变法带来的政治危机！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拉开帷幕，力度之猛前所未有，其中有两条法令，掀起了惊涛骇浪：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二十等军功爵制。
商鞅变法涉及的范围极广，为何这两条要拿出单独谈呢？因为这两条法令，直接把刀架在了老秦贵族特权阶级的脖子上。
自西周分封制开始，中国就是以宗法制为核心的等级社会，豢养了一批王室、公室、卿室为代表的特权阶级，他们凭借出身，就可以父子相传，世世代代享受特权，这就是世卿世禄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王权是相当孱弱的，天子和国君都要受制于宗室势力的掣肘，甚至被玩成傀儡。比如齐国的国高二氏，鲁国的三桓，楚国的屈景昭三家等，几乎完全架空了王权。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要干掉这个特权阶级，实行中央集权和王权独裁，以保证国家利益不被宗室势力分割，进而在国家意志领导下，保证行政效率的高效。
因此，废除世卿世禄，代之以军功获爵，等于革了老秦贵族的命！
秦魏第三次河西之战时，商鞅变法正处于第一阶段最艰难的时刻。这段时间，秦孝公作为商鞅变法的支持力量，对老秦旧贵族采取了高压政策，包括甘龙、杜挚、公子虔等权贵，都遭了无情的打压和清洗。
表面上秦孝公胜了，其实反对派只是被压制住了，暗流一直在涌动。假如这时候秦国再遭受联军毁灭性打击，毫无疑问，老秦贵族肯定会乘势而起，甚至勾结境外势力颠覆秦孝公的政权。
内忧外患，往往内忧比外患更具摧毁性！在这种形势下，秦孝公被迫牺牲河西，消弭外患，集中力量推行商鞅变法，从根子上解决国家贫弱，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
果然，秦国让出河西后，走向下坡路的魏国，也不愿意继续征战，秦国人获得了宝贵的和平期。秦人迁都咸阳后不久，商鞅变法的第二阶段工作顺利推行，从此奠定了秦国崛起的政治基础。
可见，秦孝公拱手让出河西，既是形势被迫下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他韬光养晦的战略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