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究竟真实存在过吗？我们第一反应：这还能有假吗？
中国传统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虽然较多，但由于都成书较晚，已知的又没有发现公认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证据，如夏朝同时期的文字作为自证物，因此近现代史学界一直有人质疑夏朝存在的真实性。
2016年8月5日，著名科普杂志《科学》发表了一篇以”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为题的文章，意欲借黄河流域在西元前1920年的大洪水之”新说”，佐证”大禹治水”等事实，继而阐发旧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王朝的考古遗存”。此说一出，立即引起很大关注，相关讨论不绝于耳。
严格地说，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夏文化探索才真正开始起步，这主要是指对结合文献史学的考古学研究开始展开。当时探索夏文化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文献史学的”地望考”出发，通过确定一定的地理范围，寻在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
现在，学界对于二里头文化的讨论已经非常丰富。主流观点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完全可以作为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但是，即使考古学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证实二里头遗址即为夏王朝，仍然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所谓”广域王权国家”，是一个根据考古学材料和研究得出的概念，属于考古学话语系统。而”夏王朝”，则从属于历史学话语系统，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共性，尚未得到有效的说明。因此，在考古学界内，对”夏”的主流态度还是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夏即为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一种仍旧将”夏”悬而不论，依据考古学范式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进行研究。
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代，而时间上离夏最近的商代甲骨中却未见有关夏的片言只语，因此，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由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夏代的文字，因此这个问题不能预设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前提，必须从考古学上来进行独立的探究。但是目前考古学者并没有充分消化考古材料，利用所含的信息潜力来破解这个问题，而仅仅局限于比较出土文物的异同来界定夏文化的内涵，并坚信不疑地用考古资料来印证文献。
随着20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在中国史学界萌生了”疑古思潮“，古史辨派也随着应运而生。古史辨派呢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历史以及五帝时代历史提出诸多质疑。后来，胡适先生提倡”整理国故“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的论断。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之观点，从怀疑古代典籍到历史人物，以及到怀疑整个古史体系，而且杨宽先生在其《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明确指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化转述而成。陈梦家先生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顾颉刚先生也断然否认夏禹的存在，禹之为虫，认为禹是一种动物，或者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20世纪后期至今，国内外一些历史著作或教科书据此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商王朝开始的，更有甚者认为：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
虽然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夹杂一些所谓的神话传说色彩，但不能就此得出文献有关夏史的记载全不可信的结论。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民族早期的历史总是要和神话传说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传说，是人们对过去一种模糊的记忆。正如王国维先生所云：上古之事，传说与失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夏朝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古代王朝，曾被定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朝从大禹开始，共传了14代，经历了17个王，总共存在471年(一说432年);1949年后，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即将夏的范围定为前21世纪—前16世纪。然而对于这几百年间发生的事，我们知之甚少。
现在有关夏朝的史料，主要见于《史记·夏世家》和《竹书纪年》，在《尚书》《孟子》《周礼》《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亦偶有提及。由这些片段史料，人们只能知道夏朝历史上发生过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不多的几件大事。即使如此，古人对夏朝的存在依旧深信不疑。直至民国时期，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中国学界开始重新检讨上古史事，其中即包括了对夏朝真实性的怀疑。
对于夏朝：
第一，禹是神，不是人，“商族认禹是下凡的天神，周族认禹是最古的人王”，禹和夏没有关系。顾颉刚推测，“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而古人又视鼎为夏人所制，于是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夏启、少康、太康等夏朝人事都是先秦和两汉的人们编造的，此即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第三，顾颉刚并不否认夏朝的存在，但主张依靠考古，而非文献去考察夏朝史事。
同时，《史记》中的商朝世系已得到甲骨文的验证，那么司马迁关于夏世系的记述，也一定不会没有依据。如王国维即说，“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其次，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夏朝的存在有了实物依据。1953年二里头文化遗址最早在河南登封玉村被发现，此后偃师二里头、郑州罗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被陆续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定名为“二里头文化”。
学者们很快注意到，二里头文化遗址分布的豫西、晋南地区，同文献中夏人所居的地方大致吻合。其次，通过碳十四测定，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约在前2395年—前1625年，和夏朝纪年相当。因此，二里头文化遂被定为夏文化。
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一号宫殿、二号宫殿，规模较大;同时有陪葬较丰富的“奴隶主墓坑”。二里头遗址的发现者徐旭生判断，“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那在当时是在为一大都会”。中国学者也大都相信，此处是古代一处都邑，只是对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商都，还是夏都有所争议。
关于夏朝有无问题，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争议，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至今没有发现夏朝文献。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个文字状的符号，且被认为同殷墟甲骨文存在一定关联，但是这些简单的字符，无法证明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著名学者徐中舒甚至反对将这些符号视为文字，指出夏朝更多使用的是结绳、刻木记事。
夏商周断代工程为夏朝划定了起讫时间，也无法服众。自其阶段性成果公布以来，质疑声从未断绝。如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断代工程被指“方法不科学：最吸引人是高科技口号，而碳十四采纳的英国牛津的程序，不代表国际标准”“试验数据不真实：‘人为拟合’的数据至少32%不可靠，批评者现场用电脑进行了演算”等等。
曾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林甘泉也说，大多数学者对夏文化遗址的认同，“并不等于夏朝的历史已经得到考古学实物的证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对夏代的目标是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这样说就比较慎重，不要让一般公众误解为夏朝的历史已经被证实了。”
总而言之，“夏”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很高，不过目前依旧无法断言。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显示自己历史的长久，而急于宣布一些并不可靠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