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绵竹城关镇剑南春酒坊遗址，即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最初是剑南春集团进行棋盘街两侧的平房拆迁工程，由于发现了历史文物，迅即转为“抢救式发掘”。2003年至2004年之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多次对酒坊遗址进行发掘，最终用科学方法还原了“蜀中美酒”绵竹剑南春的酿酒工艺和昔日风貌，为中国酒文化代代传承又奠定了一块基石。
四川绵竹在历史上是一个酿酒大县。据史料记载，宋代中央政府即在绵竹设酒务监官或酒务税丞管理酒税（《宋史·食货志》）。绵竹县志记载，明代绵竹酒业凋蔽，清康熙年间复苏，有酿酒作坊90余家，其中大曲作坊18家，“朱（天益）、杨、白、赵”四大酒坊最为着名。至乾隆年间，“绵竹大曲”已经闻名遐迩。宣统三年（1911年），“绵竹大曲” 获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头等银质奖牌，1922年，“绵竹大曲”获四川省劝业会一等奖。1961年，绵竹大曲更名为“剑南春”。2003年4月，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 考古发掘正式拉开帷幕，由资深考古学家陈德安担任领队，遗址面积为1.2万平方米。此前，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工作，找到了载有棋盘街“天益老号”酒坊布局的历史文献，其主人姓名、酒坊规模、经营品种、税赋征收等都已查实绘图，并经当地老人指证，一一对号入座。
在“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次权威评选中，国内共有22个“重量级”考古发现参选，此前最受传媒追捧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因考古发掘仍需时日而扼腕惜败，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入选，出乎意料，也在意中。谈到它当选的理由及学术价值，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指出，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主要体现了两个重要特色：一是它展现了传统酿酒工艺的一个完整流程；二是遗址整条街“前店后厂”的格局完整清晰，全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绵竹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城市的经济状况，这在以政治中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城市里是很罕见的，很有新意。
徐苹芳口中的这种“新意”，或许正预示着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新方向。纵观前14届“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结果，“以年代取胜”几乎成了评选的一条金科玉律，历史越古老越有价值，次次公布总以历史年代为序，而且入选的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考古项目，如上届入选的商代甲骨文、黄河故道的汉代图景、山西襄汾市陶寺史前城址等等。但本届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以清朝至民国初年的“工业考古”项目击败了历史久远的周公庙遗址而入选，无疑是打破了“常规”，开了一个极好的先河。
评选活动有三个标准，即考古发现是否真实的具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最有新意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它恰好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即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这一特定历史“转型期”的典型代表和实物载体。
以前，“以年代取胜”是评价考古活动的金科玉律。如今，“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越来越注重向大众介绍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文化标志意义的考古大发现，不仅注重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等三大价值，尤其注重“新内容”和“新材料”。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入选，无疑标志着“工业考古”这一新内容、新材料的注入，并且预示着中国考古界对近代工业社会考古项目的日趋关注。这种评选视野的拓宽，对于中国当-古界、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
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发掘是一次重要考古发掘，其规模之大，酿酒遗迹之全、保存之好超出以往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保护范围：东至剑南老街东侧入口牌坊，南至王麻巷,西至关帝庙西侧围墙,北至遗址区展示馆北缘外延1米。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春溢街与明阳街交点五路口，南至三星街，西至南西路，东至剑南春老街东侧入口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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