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位于西安南郊凤栖原上，地处秦汉时杜县东部，东距西汉宣帝杜陵约6公里，西北距西汉长安城约40公里。2008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安航天管委会基本建设中，发现该家族墓地，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对其进行了勘探发掘，目前已有许多重要斩获或突破。出土重要文物1800多件，其中700多件彩绘陶甲士俑和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鎏金银、错金银青铜器，有着重要学术意义。
墓地阶段发掘几项主要成果
1.墓园布局
该墓地规模大，规格高，主从分明，序列整齐，时代自西汉中晚期延续至王莽时期，面积约4万平方米。墓地核心区域是一平面略呈方形的墓园，东西长约195米，南北宽约159米，由甲字形大型墓M8及其从葬坑K1～K6、中型墓M25、高规格祠堂建筑（基址）以及4条兆沟构成。墓园周围祔葬十数座中、小型墓，与墓园一起构成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
M8位于墓园的中心，长65米，宽24.5米，深15米，北向，斜坡墓道。墓内前后分置砖椁木椁两重结构的椁室2座和土圹木椁结构的耳室3座。墓室开挖和回填规划细密，其东、南、西三个壁面均留有整齐划一的“之”字状台阶。墓室建筑、回填过程也留有非常重要的迹象，表明当年葬埋时也有非常复杂的礼仪活动。
M8东西两侧置从葬坑6座。从葬坑均为南北向长条形，宽4～5.5米、深约5米，长6～38米，北端设阶梯式通道。目前发掘的K3、K4、K5、K6中清理出着衣式彩绘陶甲士俑、木甲士俑、小型车马和一些青铜器物。
位于M8东侧偏南的M25很可能是M8墓主的夫人墓葬。墓呈甲字形，北向，砖券墓室，斜坡墓道，出土有玉衣残片、陶器、车马具等。
M8正东约80米处有祠堂建筑，编为一号建筑基址。一号建筑基址主体部分是面三进五的方形堂室，边长19米，现已经清理出较为完整的台基、柱础、门道、回廊、踏步、散水等建筑遗迹。祠堂建筑后期还经扩建，扩建部分遗迹虽然零星破碎，但地层关系仍清晰可寻。
墓园四围有兆沟，兆沟深度均为2～3米，长宽则各不相同。南兆沟长70米，宽达20米，北兆沟亦长70余米。东西兆沟则分别长20米许。
墓园外侧祔葬后世墓葬，东侧有祔葬墓9座，呈南北一字形排列；西侧有祔葬墓1座；北侧有祔葬墓2座。祔葬墓均朝向主墓，即东侧的墓道西向，西侧的墓道东向，北侧的墓道南向。现已发掘祔葬墓10座，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钱币器物，该墓地从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王莽新朝，且布局完整，有明确的向心特征，对汉代丧葬制度研究无疑有特殊认识价值和重要学术意义。
2.大墓M8的从葬坑
M8两侧6座从葬坑有特殊的文物内涵，也为判断墓主提供了重要标尺。目前发掘清理和部分发掘清理的有5号从葬坑、6号从葬坑、3号从葬坑、4号从葬坑，已经取得了可观收获。
从葬坑皆挖筑，比较规整，底部皆设木椁，木椁内尚有彩饰痕迹。椁底放置随葬品，主要是陶甲士俑、木甲士俑及与军旅题材有关的各种金属兵器、其他用器等。
从葬坑K5已基本发掘清理结束。K5位于M8西南处，原始地面已遭破坏，开口于耕土下，打破黑垆土和马兰黄土。其平面略呈“凸”字形，总长约12.8米，坑长8米，宽5.2-5.35米，深4.9米，北边有台阶式通道。坑底部设置楔卯结构的木椁室，长5.34米，宽2.3米，高约1.4米，由垫木、地板、立柱、侧木、棚木、封门等构成。坑的北端置封门两道，封门之外（北）即是台阶式通道，通道长4.8米。
木椁室北部（端）靠近通道的位置出土有青铜钟2件、青铜钺1件、陶器2件，以及数量较多的小型铁剑、铁戟、铁环首刀、漆器残迹等。
木椁室主要随葬品是着衣式陶甲士俑，按每排（东—西方向）15件、共17排，共约放置255件，出土时大体保持原有位置，只是已倾倒成为头南脚北斜向仰卧或侧卧的姿势。甲士俑陶制彩绘，装木质胳膊，高58-61厘米，着衣披甲，束巾戴胄，执兵列队，气宇轩昂。每件俑一般配置一件兵器（剑或戟或弩），部分俑配置两件兵器，有些俑还负有箭囊。从武器配置区域看，位于椁室边侧的陶俑大多配置有铁戟，而位于中部的陶俑大多配置弩机。
陶甲士俑皆裸体，头、躯体、腿足等主体部分模制并加以修饰，发髻、生殖器、足趾等部位则以手工捏制，烧成后再装胳膊，施彩绘，着衣戴饰，制作相当细腻。现在这些甲士俑的胳膊、衣、甲装等都已腐朽成灰，不过俑体依然姿容生动，彩绘鲜亮。
该坑内还出土“卫将长史”、“当百将印”铜印，弥足珍贵。
3.墓园周围的祔葬墓
凤栖原墓地祔葬墓以墓园东边9座脉络最为清晰，这次已发掘了7座，有不少重要发现。其中M3为积沙墓，M4为积沙积石积炭墓，M5为砖室墓，M6、M7则为洞室墓。各座墓皆严重被盗，所幸墓葬形制还都完整，耳室都有重要器物出土。
M4处于墓园东侧约20米处，墓室居东，斜坡墓道朝西，总长约36米。该墓葬为积沙积石积炭墓，呈甲字形土圹状，墓道、墓室壁面均留台阶，共三层，以防壁面塌垮。墓室与墓道交接处有木结构封门，将墓葬分成墓室和带有耳室的墓道两个单元，各室内共出土随葬品172件（套）。
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开口南北宽12，东西长16米，深12.7米。棺置（朽化唯留痕迹）于木椁中部，木椁之外又有砖椁,木椁之外六面均堆积木炭。砖椁之外六面均填有沙、石。沙、石逐层设置，共厚约6.3米。砂、石堆积将砖砌椁室包围在中间，以能够最大可能的防盗。沙石堆积达440余立方米。但椁室依旧屡屡被盗，余留陶器残片、五珠钱币、玉器残片、棺钉等物。
墓道南、北壁在靠近墓室的位置各设有土洞状耳室一座，室内为木箱结构，置随葬器物，均为土坯封门。北耳室，放置有陶罐、釉陶罐、原始瓷罐、陶壶、车、马、伞等。其中陶器36件。南耳室，放置有木箱、铁釜、陶钵以及百数件铁质随葬明器构。
该墓葬是西汉中晚期典型的积沙积石积炭墓，在该家族墓地中较为重要，为研究该时期大、中型墓葬结构的发展变化，以及深入研究该家族财势消长，提供了典型而又重要的资料。
M9位于墓园西侧约20米处，墓室居西，墓道朝东，总长约22.4米。
该墓为长方形斜坡道砖券墓，墓室拱顶，分为前后室，前室北侧有壁龛，砖封门。被盗。
墓道平面近长方形，长18，宽0.88米，坡度25°。墓道内填五花土，较为密实，但不见夯打痕迹。墓室位于墓道西端，底部距地表约10.10米。前室长1.94米，宽0.96米，高1.40米，出土釉陶壶1件，漆器残件、泡钉等。龛室附于前室北壁，地面高于前室地面，有釉陶壶1件，陶罐、铁釜各1件，以及漆器残件。后室长2.36米，宽0.96米，地面高于前室地面，为放置棺处，散见一些人骨和棺钉，漆器残留小铜件，棺痕迹象不明确，以人骨遗留迹象推测为单人葬。
因盗扰严重，木棺的位置尺寸不详，葬式葬法、墓主身份均不明。但墓葬形制、余留陶器的特征等材料分析，该墓时代属于西汉晚期，不晚于王莽新朝。
出土大量珍贵器物
凤栖原墓地目前已出土各种器物1800多件，有金器、鎏金银错金银器、青铜器、铁器、原始瓷器、陶器以及漆、木、革、衣等有机物类杂器饰物留下的许多遗迹等等。
1.M8前椁室出土的两辆原大彩绘车辆，出土了较多鎏、错金银的铜车马器，同时清理出了非常漂亮的彩漆车轮和伞盖等遗迹；M8耳室还清理出20多枚“卫将长史”封泥，出土许多原始瓷、彩绘陶或釉陶的壶、罐等，其中有些釉陶壶、罐上还饰有彩绘。
2.从葬坑已出土陶甲士俑700多件，甲士俑所佩刀、剑、戟、戈、矛、镞、弩机等铁兵器1000多件，青铜滴漏、青铜钟、青铜钺、铜印章和成套铜量器、衡器等40多件。许多器物与迹象有明显的配套或组合关系。
3.祠堂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建筑材料，有方砖、条砖、空心砖、筒瓦、板瓦、瓦当等，还出土有“长乐未央”文字瓦当和回纹砖。
4.祔葬墓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类型丰富的陶器、瓷器、釉陶器以及玉器、钱币、车马器、铁质炊器等随葬品数百件。还清理出了一些皮质甲片和一些漆器残片。一些陶器还有残留物可供检测，以确定其用途和意义。
墓园主人为大司马卫将军张安世
M8的从葬坑K4中，发现大型篆书“张”字铜印，印面长7厘米，宽4厘米，有捉，表明该从葬坑为“张”氏所属，亦即标示该大型甲字形墓葬M8的主人应为“张”姓，该墓园即为张氏墓园。M8耳室出土20多枚“卫将长史”封泥，则表明墓主可能职掌“卫将军”。西汉一朝担任过卫将军的张姓，文献记载唯张安世一人，而文献记载张安世的葬地也正好在这一带。
张安世死葬有记。现揭示出的如此高规格的墓园、大型高等级漆绘车辆、高等级从葬甲士俑、高规格祠堂建筑和许多高规格的随葬重器，也都与文献记载张安世死后御赐茔地，御送“轻车甲士”，将作“起冢祠堂”一一相合，文献与发掘资料双重印证了该墓园即属宣帝赐予的墓园，墓主应即张安世。
西汉一朝，张安世的影响仅次于霍光，在宣帝朝“麒麟阁十一功臣榜”上，“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即位居第二。霍光死后，张安世以大司马卫将军并领尚书事而位极人臣。张安世一门三侯，张安世家族也以八代高官大宦未失侯位，为史家称奇，认为“自昭帝封安世，至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此”。
考古发掘揭示的墓园及周围祔葬墓所反映的家族墓地的基本情况，与张安世及其家族的消长和所处时代的变化完全符合，凤栖原家族墓地亦应是张安世家族墓地。
重大收获与意义
通过一年来的发掘研究，我们已基本确认了凤栖原墓地、墓园的属性，清楚了它的基本范围、布局、形制以及墓园墓地之间复杂的前后关系。凤栖原汉墓群应该是一处以M8所在的墓园为核心的家族墓地，从时空延续角度讲，它也是在早期张安世墓园的基础上，逐代向周边延续扩大的家族墓地，由墓园到家族墓地的变化特征明显。祔葬墓时代越早，规模越大，时代渐晚，规模渐小，时代最晚，规模最小，时代从公元前62年开始直到王莽新朝，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张安世家族消长变化的标尺，看作此一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变化的特殊标记。完整的“列候”级别的西汉墓园及墓地的发现极为罕见，有着明晰的时代脉络和墓主确定者更是难能可贵，应有非凡的历史学、考古学的价值。
西汉家族墓地墓园布局设置如祠堂、兆沟、从葬、陪葬等等，都有其值得注意的特点，尤其是其中的“御赐”因素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汉代社会丧葬礼仪制度研究资料，对于认识其他汉代高等级墓葬的葬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这次发掘中发现许多有独特认识价值的考古迹象和重要文物，大量陶甲士俑、木甲士俑和高级车马资料的出土，都刷新了我们相应领域的考古认识，众多种类的随葬器物，不仅等级高，而且由于墓葬年代清楚，器物演变的轨迹和序列清楚，从而成为考古学研究中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资料甚至时代标尺。
此次发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收获，我们清理出了大型墓葬M8填埋时多个复杂步骤中所留下的建筑痕迹，这对古代丧葬制度研究提供了全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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